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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

　　還有一些人則比較說得坦率，而話愈坦率，愈見得此案難辦。他們向孫衣言、袁保慶提出一個難題：張文祥在刑訊之下，據實招供，是湘軍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說不定還會扯上江南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名字，請問辦是不辦？到時候說不定軍機處會來一道廷寄，轉述密旨，以大局為重，不了了之，則欲求此刻所得的結果，將張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許亦不可得。再有少數人的措詞，更玄妙得叫人無法置答，說是倘或因嚴追指使而激出變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體國的馬新貽，在九泉之下不安。這樣，孫、袁二人的執持，反倒是違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這樣川流不息地爭辯著，搞得孫衣言和袁保慶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後有了結果，認為張文祥的行兇原因，與魁玉、張之萬的審問所得，完全一樣。

　　供詞已經全部整理好，即將出奏，會審的人照例都該「閱供」具名，表示負責。孫衣言和袁保慶，使出最後一項法寶，拒絕具名。

　　「這是無法勉強的事。」鄭敦謹苦笑著說，「案子總得要結，只好我跟滌相會銜出奏。反正兇手是張文祥，定擬了『比照謀反叛逆，淩遲處死，並摘心致祭』的罪，對馬端湣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會銜複奏時，曾國藩特別附了一個夾片，陳明「實無主使別情」。他是個重實踐的人，與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歡發議論以見其能的督撫，純然兩路，無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這樣一個夾片，雖不免「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痕跡，但確有用處，意思是知會軍機，此案到此就算結束，再也問不出別的來了。這樣，倘或還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軍機處就會替他擋在前面，設法消弭，不致再別生枝節。

　　當然，馬新貽的家屬、舊部，還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發發牢騷，無可作為。朝廷重視此案，兩派欽使，而且對馬新貽的恤典甚厚，總算仁至義盡，這口氣還能叫人咽得下去。至於案子的辦得不徹底，細細想去，也實在有些難處，再加上曾國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氣吞聲。不過孫衣言是個讀書人，有筆在手，可以不爭一時爭千秋，他為馬新貽所撰的墓志銘，秉筆直書：「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奏！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

　　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別有隱情，對鄭敦謹的聲名，是個很大的打擊。他本來就有難言的委屈，從結案以後，就杜門不出，欽差在辦案期間，關防是要嚴密的，一到結案，便不妨會客應酬。而魁玉邀游清涼山，曾國藩約在後湖泛舟，鄭敦謹一概辭謝，只傳諭首縣辦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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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曾國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儀，兩名司官每人一百兩，這在「曾中堂」，出手已經算很闊的了。送鄭敦謹的是二百兩，附了一封曾國藩親筆寫的信，說這筆程儀，是致送同年，不是饋贈欽差，同時表明，絕非公款，是從他個人的薪給中分出來的，請鄭敦謹無論如何不可推卻，否則就是不念交情。

　　鄭敦謹還是「不念交情」，斷然謝絕。到了二月初六，攜帶隨從，上船回京，一路悶悶不樂，每每終宵長籲短歎。這樣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換車北上，新任漕運總督張兆棟把他接到衙門裡去住，留他盤桓數日，鄭敦謹無可無不可地答應了。

　　不久，從江寧來的消息，鄭敦謹和曾國藩會銜的奏摺，已奉上諭批准，馬新貽「著再加恩，照陣亡例賜恤，並于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用示篤念藎臣，有加無已至意。」而張文祥也就在上諭到達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點在江寧城北小營，曾國藩親臨監視。兩江總督親蒞刑場，監視正法，是從未有過的事，因而引起許多揣測，說倘非如此，或者會有意想不到的變故，唯有曾國藩親臨坐鎮，才得安然無事。

　　鄭敦謹又聽到消息，說馬家的報復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鉤，交給劊子手作行刑之用。淩遲重刑，數十年難得一見，有人說只「紮八刀」，有點臠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說要用「魚鱗剮」，一片片細切。而張文祥則是介乎其間，用定制的鉤子紮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鉤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張文祥始終不曾出聲。

　　於是鄭敦謹以一種奇怪的、豁達的聲音對張兆棟說：「我的責任已了！該回去了。」

　　「春寒料峭，起旱苦得很，何不再玩些日子？」張兆棟說，「反正案子已了，回京覆命就晚些也不要緊。」

　　「我不回京。」鄭敦謹搖搖頭說，「我回家。」

　　張兆棟愕然，想了一下說道：「想來老前輩出京時就已請了假，順道回籍掃墓？」

　　「『田園將蕪胡不歸』！」鄭敦謹朗聲念了這一句，又黯然搖頭：「九陌紅塵，目迷五色，我真的厭倦了。」

　　張兆棟大為詫異：「老前輩聖眷優隆，老當益壯，著實還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歸去之志？」

　　「早歸早好。」鄭敦謹說：「滌相是抽身不得，以致于不能克保全名。象我，駑馬戀棧，只恐真如滌相所說的，『名既裂矣，身敗在即！』歸去，歸去！岳麓山下，白頭弟兄，負暄閒話，強似千里奔波來審無頭命案！」

　　這一說張兆棟才知是為馬新貽一案，受了委屈，先還當他是發發牢騷，解勸了一番，也就丟開了。誰知第二天一早，鄭敦謹親自來跟張兆棟要求，派一名專差為他遞告病的奏摺，同時請張兆棟替他雇一隻官船到長沙，竟真個要辭官回裡了。「老前輩何必？」張兆棟說，「就要告病，等回京複了命再奏請開缺，也還不遲。」

　　「那就辭不成功了。」鄭敦謹說，「士各有志，老兄成全了我吧！」

　　說到這話，張兆棟不便再勸，當天就派了專差，為他遞折，接著又傳淮安府首縣的山陽知縣辦差，派了一隻大號官船，床帳衾褥，動用器具，一律新置，作為對這位刑部尚書的敬意。

　　那兩名司官，自然也要苦勸，而鄭敦謹執意不聽。問他辭官的原因，他答了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說唯有辭了官，才能消除對馬新貽和他的家屬，以及孫衣言、袁保慶等人的疚歉之感。

　　「此案外界閒言閒語很多。大人這樣子一辦，見得朝廷屈法，恐怕上頭會不高興。」

　　「那也是沒法子的事，」鄭敦謹說，「只怕不高興的不是朝廷，是我們湖南同鄉。然而我也顧不得了！屈法是無奈之事。若以為屈法是顧全大局，以此自寬自解，恬然竊位，豈不愧對職守？」

　　說到這話，那兩名司官心裡也很難過。原來是打算著辦這件名案可以出一出風頭，就象總理衙門的章京陳欽辦天津教案那樣，雖然費心費力，到底名利雙收。誰知年前沖寒冒雪，吃盡辛苦到江寧，落得這麼個窩囊的結果，除了曾國藩的一百兩程儀以外，什麼也沒有撈到！

　　於是吃了一頓張兆棟特備的，索然寡味的離筵，水陸異途，各奔前程。鄭敦謹趁一帆東風，過洞庭湖回長沙，兩名司官走旱路回京覆命。一到部就為同事包圍，都要知道鄭尚書辭官的真相。

　　最後連恭王也知道了，特地傳諭，叫那兩名司官到軍機處去見他，詢向鄭敦謹倦勤的原因，那兩名司官不敢隱瞞，照實答覆。於是恭王也就據實陳奏兩宮太后，因為兩宮太后也覺得事出突然，頗為懷疑，曾經一再問起，恭王不能不奏。

　　「我說呢，鄭敦謹年紀雖大，精神一向很好，怎麼一下子就告了病。原來其中還有這麼多隱情！」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說：「不過他就是告病，也該回京複了命再說，就這麼擅自回籍，也太說不過去了。」

　　聽她的語意不滿，恭王怕惹出「交部議處」的話來，會引起各方的揣測，又生是非，因而趕緊為鄭敦謹進言：「這一案，鄭敦謹勞而無功，不免覺得委屈。臣等叫人寫信勸他銷假，請兩位皇太后，暫時不必追究了。」

　　既然恭王為他乞情，慈禧太后也就算了，「最好讓他銷假。」她說，「不然，面子上不好看。」

　　這話就算說得很重了，恭王不敢再多說什麼，只答應一聲：「是！」

　　「倭仁的病，怎麼樣了？」慈安太后問。

　　「不行了！」恭王微微搖頭，「不過拖日子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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