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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

　　慈禧太后細看西面那一班從領頭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臉色，知道自己這兩句話把他們「鎮」住了，於是又用緩和的聲音說：「皇帝還沒有成年，諸事要從長計議，你們都是國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關，跟外頭不一樣，總得要擱下成見，多替國家著想。」

　　醇王是主戰的一方，既無徹底滅洋人的長策，就不敢再多說。軍機和總理衙門，除了李鴻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聽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說。彼此沉默之下，作為清議領袖的倭仁，就不能不發言了。

　　「臣愚昧，」他說，「張光藻、劉傑兩員，既然官聲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鳳標同聲附和。

　　因為這三個人的位高望重，寶鋆等人不便說話，只有恭王起而相駁，但他病後虛弱，無力多言，只說得一句：「不依曾國藩所請，此案不能善了。」

　　於是又出現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覺得這是個給自己講話的機會，便提高了聲音說道：「臣有愚見。曾國藩所請兩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國法是非所系。請再申問曾國藩，洋人此後如無別項要求，尚可曲從，倘無把握，則宜從緩。似乎不必在倉促間定議。」

　　這是折中的論調，也合乎慈禧太后「從長計議」的指示。在主戰的一方，認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該這麼辦，而主和的一方，覺得以此作為讓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個董恂，聽得翁同龢的話，心裡就冒火。

　　董恂久為清議所指摘，而他亦對朝士抱著極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個「董太師」的外號，臣子擬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憑這個外號，就可斷送一輩子的功名富貴。因此，他總認為那些以講學問務聲氣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負責任，所發的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國藩的摺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間只憑慈禧太后一句話就可裁決，反對的人雖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願以償，不想翁同龢節外生枝，要搞亂了垂成之局，豈不可恨？

　　於是，他抬臉沖著翁同龢說道：「這時候天津不知道是什麼局面？那裡容得你往來問答？」這句衝口而出的話，成了危言聳聽，兩宮太后首先就悚然心驚。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這廟堂籌議大計之時，也許大沽口的外國兵船，就已經在開炮了。戰端既然隨時可啟，往來問答，稽延時日，以致誤了大事。這一下原來以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覺得他的話亦不免迂腐了。

　　於是慈安太后微喟著說：「有僧王在，他的馬隊，還可以把洋人擋一擋。現在，也還得要調一支兵進京保護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議，預備再調駐張秋的銘軍九千人入京。等商議好了，請旨辦理。」

　　「李鴻章呢？」慈安太后又問，「他此刻在什麼地方，這件案子，他怎麼個說法？」

　　「李鴻章此刻在潼關。他給臣寫信，也說『斷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軟磨』。」

　　惇王聽得這一說，算一算督撫中預備開仗的，只有一個丁寶楨，但「東軍」全靠一個總兵王心安，那兩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帶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調進京。看樣子已非得依從曾國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討價還價」上打主意，因而接著恭王的話說：「曾國藩所請辦地方官、緝凶這兩件事，既不得不從，那麼，中國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嚴辦。」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認為嚴拿拐子，刺激洋人，應該從寬，所以惇王這麼說。

　　這一說勾起了醇王的牢騷，發了好大一篇議論，說素日無備，而臨事則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從咸豐十年以來，試問「所備何事」？這是指責當國十年的恭王。說到最後，他亦是「無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綸音，如果仍有措詞失體之處，」他很起勁地說：「臣等仍當糾正。」

　　慈禧太后點點頭，看著恭王說道：「那種『大清仇人』什麼的，是有點兒不象話！」

　　「是！」恭王病後體力不支，急於完事，便敷衍著醇王說：「軍機擬旨如有不妥之處，醇王等人儘管糾彈，臣等虛心接受。」

　　恭王這樣給面子，醇王不便再發牢騷，於是御前會議到此結束。時間太長，無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紀的倭仁等人，甚至因為跪得太久，站不起來，得要太監來攙扶。

　　雖然如此，卻還不能回家，都在朝房裡等著看軍機處所擬的旨稿，如有與廷議不符之處，象醇王所說的，「倘有措詞失體之處」，便可當時「糾正」。

　　軍機章京的筆下都快，但這天擬旨，要把群臣所發，面奉裁可的意見，都包括進去，而遣詞用字的多寡輕重，與發言者的名位又有關連，因此斟酌損益，費了三個鐘頭，才把兩道明發、兩道廷寄的稿子擬好，邀請大家去看。

　　兩道明發，是摘敘曾國藩的原折，為洋人辯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妄」，以及遣責天津地方官辦事不力，革職查辦。兩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戒備；一道專寄曾國藩，指示大計，自然最關緊要，所以大都爭著先看這一件，只見寫的是：

　　「曾國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屈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凶、修堂等事，均已力為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此後如洋人仍有要脅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至豫備不虞，尤為目前至急之務。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紮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於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亂民，屢經官軍剿敗，其焰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複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域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飭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這道廷寄，實際上照曾國藩及總理衙門的意思辦理，而表面上對主戰一方重視民心的議論，亦已完全採納，所以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

　　再看那兩道明發上諭，摘引曾國藩的原奏，文氣不順，近乎支離。翁同龢心裡在想，如果照此明發，一定會引起指摘，還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經偏西，還要清稿，還要「請起」，面奉兩宮太后認可，時間局促，決無再細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見，又費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飛遞，明發由倭仁帶回內閣去處理。出宮時刻，已快下鑰，卻有一騎快馬，飛奔而來，天津的折差，遞來崇厚的一個摺子，說是曾國藩病重，請另簡大臣赴津主持。

　　※　※　※

　　曾國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臥床不起，無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勢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間接是受英國公使威妥瑪所逼。

　　當教堂被焚之初，英國駐天津的領事李蔚海，就聯絡各國領事，組織了一支「自衛隊」，名為保僑，其實是有意要反襯出中國官府不能維持地方。及至羅叔亞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瑪自告奮勇，陪著他同行，在幕後全力煽動。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縣及陳國瑞抵命的要求，以後又透露口風，賠償損失最少得數百萬銀子，殺人放火的兇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來的《申報》又載著英國人的議論，說是必須用武，儆戒中國官民。同時崇厚打聽到，羅叔亞不僅每天與法國水師提督會商，而且已有兩千洋兵開到，大沽口和煙臺的外國兵船，亦日有增加。

　　這些消息把崇厚嚇得膽戰心驚，萬一開仗，朝廷主戰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時追究責任，第一個就會把他殺掉，至少也是充軍的罪名。這是不可避免的，兵敗議和，則殺主戰的大臣，和議決裂，不惜一戰，則必殺主和最力的人來激勵士氣民心。為此，他一天幾次去見曾國藩，反復申說，必須答應羅叔亞在照會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則大禍就在眼前。

　　曾國藩撤張光藻、劉傑的職，奏請治罪，已覺內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聽崇厚的話？最後被逼不過，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態度。

　　「洋人亦須適可而止。」曾國藩依然保持著他那平靜舒緩的語聲，「莫以為我立意不開釁，便是怕事不設防！我已密調各路軍隊到津，軍械由上海製造局航海趕運，軍糧呢，福建採辦的兩萬石米，可以奏請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過，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驚愕莫名，「中堂，」他囁嚅著說，「我竟不知有這些部署！」

　　「現在你知道了。」曾國藩閉眼捋須，接著又說：「我自募勇剿賊以來，此身早已許國。幸賴聖祚綿長，將士用命，蕩平巨寇，百戰名將，如今凋零雖多，也還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楊厚庵，那個不是念切時艱，心存君國？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繼起亦複有人，不見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這番話一說，崇厚無法再談得下去，而且心裡驚疑不止，他無法判斷曾國藩的話，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國藩處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極能幹的幕友，暗中調兵遣將，非無可能。看這樣子，說不定曾國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緩兵之計，等軍隊開到，又是一樣說法，那就非把大局搞決裂了不可！

　　這樣一想，他覺得曾國藩在天津，有害無益，苦於無法把他請走。誰知事有湊巧，曾國藩因為崇厚一味媚敵，逼人太甚，心境大為不快，眩暈的毛病越發嚴重，以致當客嘔吐，臥倒在床。崇厚靈機一動，趁此機會，飛奏曾國藩病重，不能任事。這是非常不禮貌的舉動，但照崇厚的想法，這一來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國藩，讓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擔卸下來，回保定安心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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