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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

　　在同一個奏摺中，崇厚又說，法國公使已提出職官抵命的最後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還未有確實答覆，法國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殺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國兵船，就在這一兩天內開到了九艘之多。

　　這個摺子遞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點鐘。如果說已經決裂，則事已無及，而期限過於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純為空言恫嚇的感想。因此，奉旨進宮看折的恭王，對這一層倒不怎麼擺在心上。

　　然而曾國藩的病倒在床，卻不能不重視。恭王和總理大臣們都知道，崇厚對外則資望不足，為敵所輕，對內則與情不洽，動輒獲謗，已經無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請「簡派重臣」，實在有此必要。為難的是這個能辦洋務的「重臣」到那裡去找？

　　「這是個火坑，派誰誰倒楣！」寶鋆苦笑著說，「和議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讓那班『清流』罵個夠！」

　　他的話一半是牢騷，一半也是實情。沈桂芬則比較沉著冷靜，心想寶鋆的話一傳出，更難找人，於是緊接著說道：「話雖如此，事情也得兩面看，這時候誰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辦成的撫局辦成，必享大名。再說，為國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對了！」恭王許了願心，「誰要是把這副擔子挑了下來，我一定保他，或是換頂戴，或是調劑差使，兩宮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話，立即便有人自告奮勇，那就是以兵部尚書奉派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豐初年投筆從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鄉辦團練，比起曾國藩、李鴻章戡平大亂的勳業來，自有天淵之別。但正如俗語所說的，「沒有功勞有苦勞」，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個肯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則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資升為尚書、侍郎的大臣，都看作書生。這時因為法國公使以兵船脅迫，他認為以兵部尚書，總理大臣的雙重資格，該去看一看虛實，因而毅然請命，打算著能夠化干戈為玉帛，是一件名利雙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艱險，且又是總理衙門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納。但與寶鋆、沈桂芬密商的結果，認為辦洋務的長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議決裂，則拱衛京畿，又非李鴻章不可。此外托詞臥疾，遙領直隸提督銜名的劉銘傳，亦該徵召。商定了這些辦法，立刻進宮請旨定奪。

　　那幾天因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歿，作為親生長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養心殿的常朝暫免。這時，只有恭王一個人「遞牌子」，兩宮太后在御花園欽安殿召見，自是一奏就准，當天就下了諭旨。名義上仍舊尊重曾國藩，讓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諭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同時「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

　　於是毛昶熙帶著四名隨員，由京師星夜趕到天津，預備與「洋官」會議。

　　毛昶熙的四個隨員是，翰林院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算是京裡一等一的洋務長才，其實只有一個陳欽是好手。他在總理衙門的章京中，稱為「總辦」，就好比軍機章京的「達拉密」，內務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腦。曾國藩對毛昶熙知之甚深，並不重視，倒是對這四個人，一談之下，讚歎不絕，許為「難得之才」。

　　難得的也還只是一個陳欽。在與法國公使羅叔亞、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會議席上，他據理力爭，侃侃而談，引證各國通行的公法，指出豐大業應負激發衝突的責任，同時表示修堂、賠銀以外，天津府縣撤職交刑部查辦，緝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辦理，安三、王三兩名禍首已經照羅叔亞的要求釋放，中國所應該做到的，不但已經做到，而且已經過分，不能再有所讓步。

　　羅叔亞被駁得無話可說，一味堅持職官抵命的要求，變成無理可喻，威妥瑪自然也就挑撥不起來。等會議不歡而散，羅叔亞與威妥瑪大概覺得還是總理衙門比較好對付，隨即便離津進京。

　　崇厚一看這情形，正是脫身之時。一則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職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責任，再則怕羅叔亞在天津未能討得便宜，會跟總理衙門去找麻煩，他得從中去說好話，以排解見功。所以拿「奉使法國請入都陛辭」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羅叔亞後面，匆匆趕進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國藩卻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這樁交涉，壞在誤聽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來失之於太軟弱，讓法國人步步進逼，搞得槍法有些亂了。靜下來細想一想，覺得羅叔亞的態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樣的強硬，則會議決裂，接著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無表示，悄然進京？

　　這個疑團，很快地就被打破了。從英國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爾各答的「電報」，傳來消息，說是普魯士跟法國開了仗，起因於西班牙發生革命，女王被廢，預備迎立普魯士王的一個親族為西班牙王，法國的皇帝，老拿破崙的侄子，稱為「拿破崙第三」的，表示反對。於是普魯士王遣大將毛奇，領兵進攻法國。在大沽口的法國水師提督，就因為國內正有戰事，必須待命行動，所以拒絕了羅叔亞的要求，怎麼樣也不肯開釁。

　　「天佑吾華！」曾國藩大大地松了口氣，知道仗是打不起來了，至少限度可以說，要法國國內再派援兵，是不會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說，「法國既有內顧之憂，我們這裡何妨乘機利用？」

　　「不然，不然！」曾國藩大為搖頭，「你莫想到《戰國策》上的話！普、法兩國的國情形勢，幾乎一無所知，而想利用重洋萬里以外的戰局，如何可以！這個論調發不得，一發助長了主戰諸公的虛驕之氣。為今之計，正宜把握良機，奏請慈聖，執持定見，促成和議。請你去擬個奏稿來，普法開仗的事，隻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誠悅服，「中堂這才是老成謀國！」

　　這個奏摺由曾國藩和毛昶熙會銜拜發，主旨是「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決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備。本打算著「投荒萬里之行」，有幾年苦頭可吃的李鴻章，忽然得此際遇，精神抖擻地星夜帶兵入衛，一路行軍，一路不斷上奏，同時行文軍行所經各地督撫，要求供應軍需。曾國藩是替他辦慣了糧台的，將福建船政局購辦的「京米」，截留了兩萬石，存放在天津，專等李鴻章和劉銘傳來領。

　　除了李鴻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來「跳火坑」的。啟行之前，先上個奏摺，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自道「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搖」。這番話的意思，與曾國藩一樣，都是請兩宮太后「謀劃必須決斷」，抱定主旨，決無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鴻藻、倭仁那些人的話，萬不可聽。

　　因為如此，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氣不出，都發洩在曾國藩頭上。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致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態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撤除。

　　以曾國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罵得如此不亦樂乎，總理衙門和涉及到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國藩挨駡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官聲甚好的張光藻、劉傑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議攻擊，變成替人受過。刑部尚書鄭敦謹，當然不會這麼傻，所以當直隸臬司錢鼎銘將此兩人解送刑部時，主管的直隸司郎中，拒絕收領。接著，軍機承旨，發了一道上諭：「羅叔亞無理要脅，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既不說治罪，亦不說免議，不知「如何迅速了結」？使得錢鼎銘深感為難。

　　在曾國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責任，不但沒有什麼不快，反覺欣然，認為補過的機會到了，聽張光藻和劉傑要請病假，一口答應。於是張、劉二人，當天離開天津，躲到外縣去「避風頭」。

　　緝凶的事，他一樣也不起勁。毛昶熙看看情勢不妙，曾國藩口說「不惜得罪清議」，又說「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實既畏清議，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補了崇厚的遺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會辦交涉職責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國藩「拿辦兇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會」中人，由新任天津知縣蕭世本審問，因為聽審的百姓極多，蕭世本不敢不慎重，這樣便又拖延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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