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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

　　轉念到此，曾國藩眩暈的毛病又發作了，只覺得天旋地轉，頭重腳輕，趕緊扶著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於是多少年來的感觸，又梗塞在他心頭了，一切不如人，說什麼都是空話，唯有忍辱負重，奮發圖強。接著便想起洪楊平定以來的諸般新政，沈葆楨所經理的福建船政，規模龐大的上海製造局，京師的同文館等等，總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為有這些成就，曾國藩越覺得非和不可，此時忍辱，將來才有報仇雪恥的機會，否則剛創下的一點基礎，浪擲在戰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爐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與法國開釁的宗旨，真正是萬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來，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因此，當第二天崇厚又來談天津道、府、縣一概撤任，聽候查辦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決定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府、縣兩缺，由崇厚保舉一個姓馬、一個姓蕭的署理，據說這兩個人對天津地方，極其熟悉，辦理緝凶，非此兩人不可，曾國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會銜的奏摺尚未到京，總理衙門已經接到法國公使提出強硬照會，以及羅叔亞在天津與他們的水師提督頻頻會商的消息，看樣子戰端隨時可起。寶鋆急得食不下嚥，只怨自己運氣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當兒，出現了這麼棘手的局勢，而且軍機上三個人還不能協力同心。李鴻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說，他後面有醇王和清議的支持，發言頗有力量。看來撫局難成，戰火要起，這副千斤重擔，怎麼挑得下來？

　　「我也知道，這副擔子你挑不下來。」慈禧太后聽得寶鋆的陳奏，斷然作了處置：「現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趕快銷假，一面讓恭王進宮來看摺子，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他不能不力疾從公。」

　　以私人的交誼，寶鋆不忍把這副重擔放在病骨支離的恭王肩上，但情勢所迫，無可奈何，只得遵旨傳諭。

　　「鬧教案不想鬧成這個樣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鬱地說：「這一陣子，我們姊妹愁得都睡不著覺，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緊，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總得有人切切實實出個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麼個意思？」

　　「丁日昌給奴才來信說，總宜保全和局為是。」

　　寶鋆的話一完，李鴻藻接口便說：「丁寶楨也給臣來信，其中有兩句話，臣請上達聖聽。」接著，他用極清朗的讀書的調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釁非我開，則用兵亦意中之事。」

　　這江蘇、山東的兩丁，是巡撫中頂尖兒的人物，寶鋆和李鴻藻針鋒相對，各引以為重，於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說話了。

　　「現在就是先要辨個是非曲直。曾國藩的頭一個摺子，已經說得很明白。以臣愚見，局中人見聞較切，這一案既已責成曾國藩查辦，不能不多聽聽他的意見。」

　　這番話看來平淡無奇，其實是放了李鴻藻一枝冷箭。李鴻藻也跟倭仁一樣，雖受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卻從未視過事，「局中人見聞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與言洋務。總理衙門的大臣都跟李鴻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陰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樣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鴻藻的暗鬥，不為人所注意。

　　三個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站在一邊，自然占了上風。同時李鴻藻也不是不瞭解局勢的人，他並不主戰，只是覺得有責任為「義民」說話而已，話說過了，責任就盡過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話中有刺，隱忍不言。

　　只要不抬杠，兩宮太后都樂意他們多說話，於是慈禧太后便又問起朝中和民間對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說話的甚少。這對兩宮太后來說，多少是一種安慰。

　　但等曾國藩和崇厚會銜的奏摺一到京，這份安慰便變成極沉重的負擔了。奏摺中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列陳所以「致疑」的原因五點，奏請「佈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這已經是要從長計議的事，又要將天津道、府、縣三員撤任查辦，以及派兵彈壓，並俟「民氣稍定，即行緝凶」，那就決不能輕許了。

　　不許怎麼樣？寶鋆和董恂不知說過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會開仗。是和是戰，兩宮太后無法作任何決定，慈禧太后還覺得這事也不能只聽少數人的意見，於是召見病起第一天進宮看折的恭王和軍機大臣，面諭召集御前會議。

　　※　※　※

　　養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臨外朝，決定在乾清宮西暖閣集會。奉召的一共十九個人，區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親貴，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鳳標、倭仁四相，以及恭王為首的軍機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壽、伯彥訥謨詁，弘德殿行走的將相，翁同龢、桂清、廣壽。第四是掌管洋務的總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餘十八個人都在近午時分到了乾清宮，由惇王帶班，進殿行禮。軍機大臣和總理大臣跪在東邊，其餘的跪在西邊。

　　乾清宮是天子的正寢，在康熙以前，皇帝臨軒聽政，歲時受賀賜宴，以及日常召見臣工，都在這裡，是內廷中規制最宏偉的一座宮殿，廣九楹、深五楹，象徵「九五之尊」。中間三楹設寶座，楣間有塊順治御筆的匾：「正大光明」。自從康熙末年鬧出「奪嫡」糾紛以後，從雍正開始，廢除了立儲的制度，皇位的繼承，由皇帝御筆書名，錦盒密封，這個錦盒就藏在「宮中最高之處」的「正大光明」匾額後面。

　　左面三楹為東暖閣，原名「抑齋」，自從高宗因為得了絕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題名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閣，題名「溫室」，高懸高宗禦制的一篇「乾清宮銘」。其時正當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銘中最後一段是這樣六句話：「五福敷錫，萬國咸寧，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體乾，惟皇永清。」現在，兩宮太后及十五歲的皇帝，就是坐在這篇銘文之下，為了「一國不寧」，召見「惴惴矜」的親貴重臣。

　　分班行了禮，所有的太監都奉命退出殿外，這時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天津的教案，沒有想到鬧得這麼厲害！現在法國人蠻得很。曾國藩的摺子，想來你們都在軍機處看過了，要辦地方官，要拿殺洋人的百姓，這件事該怎麼辦？我們姊妹倆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來商量，有話，你們儘管說！」

　　這樣的場合，第一個說話的應該是惇王，他是早就預備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後，開始發言：「曾國藩不是不講理，不體恤下屬的人，他這個摺子，也是大不得已。不過民為邦本，民心一失則天下解體。所以這件事要慎重。」

　　這幾句話說了等於沒有說。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開口就顯得很激動，「民心宜順！」他大聲說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沒有罪，張光藻跟劉傑，平時的官聲很不錯，他們當然不能偏袒教民，討洋人的好。事情鬧開來，全怪那個豐大業太野蠻，拿槍就打，這還成話嗎？如果說中國的使臣，在他們法國也是這樣子蠻不講理，槍擊職官，不也一樣要犯眾怒嗎？至於陳國瑞路過天津，說了幾句嘉許義民的話，正見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國看，他們有罪，在中國看，何罪之有？他們的罪，是總理衙門給安上的，咱們自己還在查辦，總理衙門倒先替天津的義民認了罪的。給法國公使的照會，說什麼天津的『舉事者』，等於我『大清仇人』，這種措詞太失體了！還有人說，天津的百姓，無緣無故殺法國人，不過借此搶劫擄掠。誣責義民，于心何安？」

　　那段話是寶鋆說的，他不能不申辯：「啟奏兩位太後跟皇上，七爺的責備，奴才不能受！燒教堂的時候，有人大搶特搶，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總是有的。」慈禧太后為他們排解，「這一層，現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辯。」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說吧！」慈禧太后告誡：「就事論事，別鬧意氣。」

　　「是！」董恂用含冤負屈的聲音答道：「臣等奉旨與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為重。洋人脾氣多很壞，臣等受氣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諒，嬉笑怒駡的也很多，臣等總想著受辱負重四個字，能夠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點兒，算不了什麼。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實心為國，知道現在還不是可以跟洋人開釁的時候，平日多加化導，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應該體諒國家，平長毛、滅撚匪，現在陝甘還在用兵，國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這樣一個局面，不就等於跟大清為仇？」

　　董恂一口氣說下來，上了年紀，不免氣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說，接口便駁：「說百姓與朝廷為仇，是斷斷不會有的事！這話在自己都不能說，何況說給洋人，形諸文字？試問，洋人誤信百姓與我大清為仇，不更以為朝廷孤立無援，越發得寸進尺，沒有個完結？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體，而且失策！」

　　「原是說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辯解，就顯得有些軟弱了，「措詞當然要不同些。」

　　「怎麼個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態，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戰的論調來，今日一會，便難收場了，得要想個辦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戰的那條心，專就「撫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夠議和而不太吃虧才是正辦。因此，她搖一搖手：「不必在這些細故上爭執。」接著，擺出不勝悲憤的神情說道：「道光、咸豐兩朝，咱們中國都吃了大虧，洋人是咱們的世仇，你們如果能想一條計策，把洋人滅掉，我們姊妹倆就死也甘心！」

　　這番話說得群臣動容，都覺得語氣嚴重，不敢輕易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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