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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八

　　「中堂，」黎庶昌比較瞭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交涉的重心，還是在京裡，象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據理力爭？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係甚大，廷寄只說『體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閂的話。且不說將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說，「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交涉一定辦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日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總署中，聽說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機變成寶中堂為首，所以才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諭。中堂頂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固無論矣，不過這齣戲總要做得下來才好！」

　　於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說他病體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援」的話，可見並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對外交涉。錢鼎銘自告奮勇，願意到天津去揭開「迷拐幼孩」的底蘊。至於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這才是于公於私，兩有裨益的事。

　　曾國藩與僚友談文論事，總是要讓人儘量發揮意見，到了言無不盡之後，他才肯說話，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勸他明哲保身時，他只是手捋花白鬍鬚，閉目靜聽，到聲音靜了下來，他才張目開口。

　　「諸公愛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於私，自有裨益，於公，則未必盡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結此事，更是緣木求魚，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於激出這一場變故來了。」

　　三個人聽他這一說，雖感失望，並不覺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為曾國藩了！因而面面相覷，不知還能有什麼話說？

　　於是，侍立在曾國藩身邊的老二紀鴻說話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經十分明白，如果總署的意見跟爹相左，則治絲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經答應周家勳，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國藩答道，「至於總署的意見，可以想像得之，無非息事寧人而已。我當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請朝廷准許，或者告訴總署，那就表裡一致了。」

　　「然則請教中堂，」錢鼎銘問道：「中堂心裡是怎麼個宗旨？」

　　「我總立意不跟他開釁。」

　　「法國人要開釁呢？」

　　問到這話，曾國藩不斷點頭，慢吞吞地答道：「一個字：挺！」

　　「中堂的挺經有十八條，」錢鼎銘帶些調侃的語氣說：「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條？」

　　雖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實是極嚴重的事。曾國藩遇到疑難之際，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現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紀鴻就關心萬分，因而與黎庶昌和薛福成，口雖不言，卻都直著眼看他，是作何話說？

　　「這一條麼？」曾國藩的聲音顯得很蒼涼，「是頂頂管用的一條。我此刻不說，將來你們就知道了。」

　　別人開釁，會在兵船上用「後膛螺絲開花」炮，朝岸上轟，這一身硬挺是怎麼個挺法？還說「頂頂管用」，實在有些莫測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兒子，你一言、我一語，旁敲側擊地一定要逼他說。

　　「那我就說了吧！」曾國藩終於慢條斯理地答道，「這一條叫做：我死則國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後生。這件案子，曲直是非，現在還不甚分明，但法國人死了好幾個，教堂燒了好幾座，他沒道理也變做有道理了。緝凶、賠銀、賠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還要開釁，就只好我來挺，法國人要開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對準的地方。我想法國人也是講道理的、難道真的開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國一定不直法國所為，得道多助，我們的交涉也就好辦了！」

　　曾國藩的神態和心情，都跟從容就義的志士一樣。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尋，說出這樣的話來，做兒子的第一個就忍不住，眼圈一紅，趕緊悄悄背過身去，拭去眼角的淚水。

　　他的僚友們則更有深一層的想法，勳業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願挨打不還手，不惜一身相殉，務求達成和議，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奮發自強，替國家爭口氣，那就太對不起曾國藩的苦心了。

　　「那麼請示中堂，」錢鼎銘不再勸曾國藩卸責，問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動身，應該作何準備？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沒有？」

　　「那倒不必太急，謀定後動，庶乎無悔。我還要料理料理，總在月初才能動身。調甫，」曾國藩又說：「你看看候補道當中，可有腦筋清楚，言詞便給的人，挑這麼兩員，用我的名義發劄子，委他們到天津，會同府道，先辦理緝凶事宜。」

　　「是！」錢鼎銘看著黎庶昌和薛福成問：「還有奏稿，由我這裡辦，還是署裡辦？」

　　「我這裡辦。」曾國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說。我想，明天總還有上諭，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動手，也還不遲。」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諭，崇厚自請治罪，並建議將地方官分別嚴議革職，而朝命先將崇厚和天津道、府、縣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等人，「先行交部，分別議處。」等曾國藩到了天津，「確切查明，嚴參具奏。」

　　督署之幕僚們，對這道上諭都覺得很滿意，認為朝廷不允崇厚所請，將天津地方官革職，而必留待曾國藩查明了「嚴參」，是倚重授權的表示。照這樣看，曾國藩將來可以放手辦事，不必憂慮掣肘。

　　曾國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覺得朝廷的委任既專，自己的責任愈重。於是親自口授，寫呈第一通複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說的真假，為本案關鍵所在，決定由此著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說：「諭旨飭臣前往，仍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諉，稍可支援，即當前往。」

　　這個奏摺到京，寶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擔心他這位老同年，怕他病體難支，力不從心，不肯出任艱巨。但是曾國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當地可以無事，法國的「兵頭」在他安撫之下，不致操切魯莽，另生枝節，而整個交涉，還得總署跟法國公使羅叔亞來辦。

　　這個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時候多。羅叔亞的脾氣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發生教案，總是其勢洶洶，有一番很嚴厲的指責，這一次反倒不大著急，每次都說，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國內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預。這顯得事有不測，寶鋆深為擔心。請羅叔亞請不動，把他的翻譯官德威利亞請到總署，奉為上賓，向他探詢法國方面的態度。德威利亞倒不擺架子，把羅叔亞的看法都告訴了寶鋆。

　　羅叔亞認為這一案非同小可，最嚴重的是撕毀法國的國旗，其次是殺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再次是殺了他的僑民多人，最後才是焚毀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請示，一面要看中國如何辦理？

　　「那麼，」寶鋆問道，「請問貴翻譯官，敝國應該如何辦理，貴國始可滿意？」

　　「不能答覆。」德威利亞很快地說，接著便起身要走，怎麼樣也留他不住。

　　寶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覷，都在心裡把德威利亞的話想了又想，總覺得凶多吉少，看來不免要動武。

　　「曾滌生說，抱定宗旨，不跟他開釁，我看難免開仗。」寶鋆說道，「經不經得起打，且不說，光是軍費就不得了。『西餉』還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債，現在就算有什麼稅課作擔保，跟洋人開仗，就借不到洋債。馬上大婚還要多少銀子來花。真正是，唉！」他頓足長歎，「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還沉著，「急事幸可緩辦，羅使不是說要向他國內請示嗎？一來一往，最快也得個把月的工夫，盡有從容應付的餘地。」

　　想想不錯，寶鋆不再那麼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裡，「上翔鳳胡同去。」

　　到了大翔鳳胡同鑒園，恭王在病榻前接見。商量了好半天，還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過這個「制」不是制服，是節制，想勸出各國公使來約束法國，不叫他動武。當然，這有一套說法，主要的是發揮這麼一層意思：倘或決裂，必於各國通商，大有關礙。換句話說，要想跟中國做生意，就不能讓法國跟中國打仗。

　　於是「董太師」盡斂威風，低聲下氣地向各國公使去遊說，經過兩天的奔走，總算有了結果。寶鋆在每日養心殿照例晉見時，面奏請召見董恂，聽取交涉經過。

　　「各國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們也曉得如果法國開仗，對各國商情都有關礙。不過中國倘無妥善辦法，似乎要居間調停，也很難措詞。羅叔亞的性情很暴躁，法國的那個水師提督，脾氣更壞，萬一失和，各國亦難阻止。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中國先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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