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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七


  為此,被裁的湘軍,對馬新貽大為不滿。在他們的想法,「九載艱難下百城」,江寧的克復,洪楊的被滅,都是曾家和湘軍的功勞,曾國藩當兩江總督都「太細了」,既然朝廷要調他為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那麼兩江總督應該仍舊歸湘軍領袖接充,最有資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選,自是「九帥」。不得已而求其次,讓李鴻章來當,也還說得過去,因為他跟湘軍關係很深。誰知會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馬新貽身上,這是從何說起?

  本來就心懷不平,加上馬新貽的處置過於嚴峻,因此在江寧的湘軍舊人,跟這位籍隸山東,身在教門的總督,感情搞得很壞,不斷有人來向曾國藩訴苦。他除了勸慰以外,不願再有什麼表示,其實也是無法有什麼表示,人已離開兩江,再去過問兩江的事,不但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這一來,五中憂煩,右眼失明,而且得了個暈眩的毛病,唯有在黑頭裡閉目靜臥,人才覺得舒服些。

  於是,各方所薦的醫生,紛至遝來,文祥薦了一名七世祖傳的眼科,崇厚也薦了一名洋人來看。用藥各異,但有個看法是相同的,曾國藩必須好好調養。因而在四月間,奏陳病狀,請假一個月調理,期滿又續假一個月。他的打算是,這樣續假幾次,便要奏請開缺,縱使不能無官一身輕,回湘鄉安度餘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隸總督的關防,回京去當大學士。位尊人閑,在昌明西學、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業」。

  【二八】

  誰知就在拜折續假的當兒,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床聽人念道:「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折,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援,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毀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回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折著抄給閱看。欽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稟報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拐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裡領來的。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衝突發生。

  於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慈仁堂裡,固然看不出什麼挖眼剖心的跡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只是胡說。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駡騷擾。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豐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豐大業十分鹵莽,掛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駡,接著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嚇得崇厚趕緊躲入簽押房,豐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群情鼓噪,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豐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豐大業怒氣衝衝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說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著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豐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傑,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於是人潮洶湧,淹沒了豐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只見地上躺著兩具屍首。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眾,號召了上萬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豐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最後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兒放了出來,跟著又是一把火。

  於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眾,無濟於事,整個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事後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是在天津經商的一對夫婦,還有三個俄國人,被誤認為法國人而遭了池魚之殃。同樣地,英國和美國的六座教堂,也因為老百姓分不清什麼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毀。至於教民死得更多,總在三十以上。

  曾國藩閉目靜聽,一言不發,他平日的修養,重在「不動心」,以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應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闖了這麼一場大禍,眼看咸豐十年,洋兵內犯的災難,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動心?所以口雖不言,神色已變,右眼下不斷抽風,額上筋脈躍動,靜臥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暈眩毛病,又已發作。可是,他硬撐著,只喊著他的第二個兒子說:「紀鴻,把燈移開些!」

  曾紀鴻趕緊將他面前的一盞洋燈挪開,同時勸他躺一躺,說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緊!」曾國藩慈愛地說,「我還得有幾句話問。」他問周家勳:「法國水師的提督,就駐紮在大沽口,可曾上岸?是何態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勳答道:「態度當然也很壞,不過不曾派兵上岸。」

  「別國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國領事,可曾有什麼話?」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聽說,英國的李領事,要組團自保。」

  曾國藩不作聲。好半天才說:「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只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現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著應付。」

  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願意分謗,崇厚是不是願意受謗,卻成疑問。當然,這只是他心裡的想法,不便說也不必說,只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咸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於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薜福成。當錢鼎銘來謁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著崇厚的折,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剛才我跟蓴齋和叔耘在談,緝凶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駡,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禍雖闖得這麼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內外兩方面,事情著實棘手,你看該怎麼辦?」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能夠做到緝凶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至於內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說。倘或錯在洋人,那個交涉自然就好辦了。」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別?」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說,是謠傳還是確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頷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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