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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六

　　教案之起，由來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這是因為聖祖的祖母孝莊太后，就篤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個德國人，華名叫做湯若望，明朝天啟年間到中國來傳教，由徐光啟的舉薦，入翰林院供職。崇禎二年五月初一日蝕，用「大統曆」、「回回曆」推算時刻，統通不准，只有徐光啟用西法推算，有如預見，於是特開「曆局」修新曆，由湯若望參與工作。他又會修「火器」，所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師，輔臣李廷泰督師剿賊，特地把湯若望帶入軍中管槍炮。

　　入清以後，湯若望一面傳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專門掌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監正。孝莊太后和世祖母子對他極其信任，聖祖能正儲位，就因為湯若望一句話，說他已經出過天花，可保無虞。順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駕崩，越顯得湯若望有先見之明。因此，聖祖對他亦異常尊信，修明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親倡行。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緣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余俱安置澳門。

　　天主堂改為公廨。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世宗准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銷。

　　道光十九年發生的鴉片戰爭，先勝後敗，結果訂了賠款割地的《江寧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這「五口通商事務」由兩江總督兼理，兼授的官銜，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英國人一心想通商，法國人注重在傳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黃埔的一條法國兵船上，簽訂了三十五條的《中法商約》。接著，法國公使克勒尼，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據情轉奏，禮部議定，准在五個通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但「不許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洋教士為人治病，有時會動刀，所以民間有洋人挖眼睛的傳說，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別申明約束。

　　自此以後，信教的人漸漸又多了，此輩被稱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不深惡痛絕。「忘本」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同時教民中亦難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勢力，欺壓鄉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則群毆，大則殺教士、燒教堂的「教案」，層出不窮，沒有一個地方官聽見「教案」二字不頭痛。

　　到了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內犯京師，文宗倉皇逃難到熱河，訂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訂的中法條約，准許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國教士得在各省租買田地，起造教堂。這一來，「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楊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釁，同時中法條約中又規定地方官「濫行查拿」教民，須加處分，因此，遇到「教案」，總是教民占上風。民教相仇，積漸成了難解難分之勢。眼前就有貴州遵義和四川酉陽州兩起，遷延日久，使得法國公使羅淑亞無可忍耐，竟自稱「外臣」上奏，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居然亦為他代遞「外臣」的奏摺。兩國的交涉，變成內部的糾紛，好象部院之間，各有主張，唯待軍機議奏，皇帝裁決。為此，把文祥氣出一場病來，亦為此，加派沈桂芬在「總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鬧。

　　曾國藩的幕友，議論教案到此，無不浩歎。由董恂又談到崇厚——他是咸豐十年新開的北方三個通商口岸：天津、牛莊、登州的「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務好手，但他辦洋務，只是一味媚軟，縱容得洋人氣焰甚高。大家都認為這不是好現象，總有一天因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變故來。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開，誤會益深，這才是隱憂。」

　　曾國藩接著便舉了個例，從他到任以來，好幾次有人攔輿告狀，說有小孩走失，是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藥」，請求伸冤。

　　「這是野番兇惡之族都不忍為的事，西洋文明各國，如何會有此殘忍的行為？以理而論，決無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說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帶，不斷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實，曾國藩接到狀子，除了嚴飭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麼處置。雖然有好些狀子中，指控天津東門外，運河西岸的「慈仁堂」，收養孤兒、棄嬰，不懷好意，曾國藩卻未肯輕信。只是有個打算，等有機會要親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機會很快地到了，這年十月間，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總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縣，一起隨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國藩接上岸，駐節在長蘆大鹽商查氏的水西莊。查勘了鹽政、校閱了崇厚所統率的洋槍隊和洋炮隊，然後請查獄訟。

　　這是他到任以後，決心要辦好的一件事。曾經親手編寫了一篇「清訟事宜」，通飭各州縣，限期將積案辦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親自審閱，每次出巡，亦必定要親臨州縣衙門，查核辦理積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狀子。

　　因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狀，越來越重，他依舊只能聽，不能看，聽完天津縣知縣劉傑的「面稟」，他說：「拐走孩子的狀子，有二十幾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總有個說法，我倒要聽聽。」

　　「回中堂的話，實在慚愧。」劉傑滿臉惶恐地說，「盜案都破了，就這拐案不能破，卑職也困惑得很，唯有嚴飭差役，加緊緝捕。只是其中有一層關礙，卑職跟崇大人回過，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關礙？你說！」

　　「拐了孩子去，總有個著落，男孩子賣給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來斂錢，眉清目秀的女孩子，賣入娼家，長大了好作搖錢樹。」劉傑加重了語氣說：「卑職派人明查暗訪，就是沒有這樣事，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錯，慈仁堂！」曾國藩很注意地，「我正要問慈仁堂，是個育嬰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規模大得很，有念經的、有讀書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嬰堂，收容的也不盡是嬰兒，五六歲、七八歲的孩子都有。雖說是做好事，不過，花錢買好事來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錢買好事來做』，此語甚新，我倒有點想不明白。」

　　「是這樣，凡有人送孤兒棄嬰到堂，堂裡的洋尼姑發錢獎賞。中堂請想，不管育嬰堂、養濟院，送進一口人去，總要說好話，才肯收容，博施博眾，堯舜猶病，洋尼姑買好事來做，豈非不近人情？」

　　「這也不儘然。」曾國藩想了想說，「你是說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當作孤兒、棄嬰，送到慈仁堂去領賞了？」

　　「正是！」劉傑答道，「卑職跟幕友商量過不知多少次，想來想去，只有慈仁堂是個可疑之處，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過崇大人……」

　　他雖沒有再說下去，曾國藩心裡明白，是崇厚怕此舉引起交涉，不准劉傑這麼做。

　　「進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見形跡可疑的，加以盤詰，有何不可？」

　　劉傑何嘗不知道這麼做？只是慈仁堂每天進出的人，不知凡幾，一入堂門，便成禁區，遇有形跡可疑的，要想盤詰，亦有不能。不過這話要照實而言，便變成與「中堂」抬杠，所以劉傑這樣答道：「是，卑職原也這樣辦過，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結果。現在既奉憲諭，卑職再著力去辦。」

　　這些懸案，對劉傑的督飭，也只能到此為止。但在高一級的層次上，曾國藩另有打算。他想親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為民教相仇，癥結就在百姓對教堂的誤解，到底這誤解何由而生？非親身體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後可以對症發藥，逐漸消弭。

　　他跟崇厚談了這層意思，崇厚極力勸他打消此意，認為以他的身分，不宜輕臨非堯舜孔孟之教所許的西洋教堂，否則，一定會有言官，以「大臣輕率，有傷國體」的話頭，上奏參劾。曾國藩一向憂讒畏譏，想想不錯，聽了崇厚的勸。

　　等回到保定，因為舟車勞頓，公事又多，曾國藩的眼疾，越發重了，而歲尾年頭，不如意的事，紛至遝來。先是貴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鴻章帶兵入黔。李鴻章萬分不願，以貴州多山地，不便馬隊馳騁，必須「改馬為步」，重新編練步營，又說「苗疆軍務，雍正、乾隆、嘉慶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躪更久而廣，餉源更狹而絀」，必須先籌餉運糧為藉口，遲遲不肯出省。這些令人煩心的事，李鴻章都要寫信給「老師」發牢騷。

　　不久，甘肅的軍務，又受大挫，老湘營的名將劉松山，陣亡金積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鴻章赴陝援剿，這一下李鴻章越發不願。他最頭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舊在「馬、步」之間做文章，說已將馬隊撤改為步營，如今奉命西征，身邊竟無一騎，何以平亂？而能征善戰的劉銘傳馬隊，則要留著拱衛京畿。這樣藉故拖延著，希望「老師」從中斡旋，朝廷能夠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國藩煩憂莫釋的，還是兩江的情形。戡平大亂，急流勇退，曾國藩當時首要的舉措，就是裁撤湘軍。他自覺這件事做得很乾淨，但湘軍在江寧的無數，剛剛被裁時，手裡都有些從戰亂中得來的財貨，而曾國藩又頗討厭湘軍回湖南去求田問舍，所以在江寧落戶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為盜匪的，而馬新貽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對散兵游勇，約束極嚴，尋常盜匪，還可以照例一層層審問，如果是散兵游勇搶劫，一經被捕，責成「該管道府，就地正法」，這是奏明在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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