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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我諒你也不敢。」說了這一句，文祥吩咐楊達，把徵善弟兄和管家，連人帶東西，送到鄭王府。

　　其餘的人就有想趁此溜走的，可是文祥早已防備好了，下令攔截搜檢，把他們明搶暗偷，塞在懷裡的東西，都給搜了出來。最倒楣的是那個西席，自己褲帶上拴著的一個漢玉珮件，也當做悖人之物被沒收了。

　　「這個你不能拿！」那西席抗議，「這塊玉是三代的家傳！」

　　搜他的人是在內務府當差的，下五旗的傳統，看不起西席，稱之為「教書匠」，所以一聽他的話，勃然大怒：「去你媽的！教書匠做賊，丟你家三代祖宗的人！」說完，上面一巴掌，下面一靴子，把他踹了個筋斗。

　　「不准打人！」文祥沉聲說著，又看到一個差役借搜檢的機會，調戲婢女，便又大喝：「不准輕薄！」

　　就這樣不准這個、不准那個，文祥替大家立下了嚴格的執行規矩。等把那些趁火打劫的人，搜檢完畢，都驅入空屋，除卻大廚房的廚子，可以照常當差，以及兩三名帳房，必須隨同辦事以外，其餘上上下下的，都算是暫時被軟禁了。

　　「大家散開來，分頭辦事吧！」

　　一聲令下，全面行動。預先已編配了多少個班，每班少則三個人，多則五、六個人，職位最高的，充作臨時帶班，不動手，只用眼，負稽察的責任，其餘的一半點數，一半記帳，抄家稱為「籍沒」，非立簿籍登錄不可。

　　文祥自己也在裡面帶一班，這一班抄肅順的書房，主要的就是檢查肅順個人的檔。一走進他那間寬敞而精緻的書房，最觸目的就是立在書桌旁邊的一座大保險箱。不用說，如果肅順有什麼機密檔，一定放在這裡面。

　　這一下難題來了，保險箱不但要鑰匙，而且還要對西洋數字的暗碼，鑰匙當然是肅順自己帶在身邊，數字暗號，則更只有他自己知道。

　　「怎麼辦？」文祥看一看四周問道：「誰懂這個洋玩意？」

　　大家面面相覷，無從作答，連最能幹的內務府的司官，也是一籌莫展。

　　這時楊達已經把徵善兄弟送到了鄭王府，回來交差，一看這情形，他倒有主意：「總理通商衙門的王老爺，一定有辦法把它弄開。」

　　「對了，對了！」文祥大喜，「你倒提醒我了，趕快去把王老爺請來。」

　　王老爺是指總理通商衙門的一個章京，此人喝過洋墨水，又在上海多年，熟悉洋務，凡有不懂的「洋玩意」都得請教他。但總理通商衙門在東城，一來一往，很要一會工夫，於是文祥先把肅順的書桌抽斗打開，把裡面的奏稿、信劄取了出來，一面看，一面等。

　　也不知等了多少工夫，王老爺來了，還帶了一個洋人來。見過了禮，那洋人取出一大串鑰匙左試右試，又把耳朵湊在數字號盤上，一面慢慢地轉，一面聚精會神地聽。那些抄家的官員書辦們，從未見過如此開鎖，一個個住了手，興味盎然地看著。

　　那洋人繃緊了的臉，終於出現了喜色，接著就打開了沉重的箱門。文祥大喜，托王老爺向那洋人道謝，彼此客氣了一番，洋人仍舊由王老爺帶著走了。

　　保險箱裡，果如文祥所預料的，沒有什麼太值錢的東西，卻有許多檔。大部分是別人寄給肅順的密劄，略略翻一翻，寫信的人，或用別號，或用隱名，或者就寫上「知名」，甚至根本沒有名字。不必看內容，光看這些，便知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話在內。

　　這是個極豐富的收穫，但看了一兩封，文祥覺得事態嚴重了。

　　因為這些密劄，雖然具名不顯，措詞隱晦，而外人看來莫名其妙，但在文祥眼中，大部分都能求得正確的解釋。首先從筆跡上，他可以認出發信的人，由發信的人的經歷，可以推想出那些隱語所指的是什麼？這樣因字識人，因人索事，細加尋繹，十解七八，而就在這可解的十之七八中，證實了外面的流言，不是空穴來風。

　　很早就有這樣的流言，說肅順陰蓄異志，這些流言自然荒誕不經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肅順的支持湘軍，說是在培植他個人的勢力，而禮賢下士，亦無非王莽當年。只是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佈，從沒有一個人敢去認真追究，更沒有一個人敢於承認，自己曾說過這些話，這些話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當肅順聖眷王隆的時候，誰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聽到過不少的這種流言，在他覺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肅順會做這種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個權臣，不會是個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會有人敢對肅順「勸進」，因為那不是愛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覺得自己的想法是錯了。

　　在那些信劄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書陳孚恩的信，頗有些曖昧不明的話，還有就是所謂「肅門六子」——都是湖南人，王闓運、李壽蓉、嚴咸、黃瀚仙、鄭彌之、鄧保之，這些人都算「名士」，書生積習猶在，評論人物，指斥時政，放言高論，不免偏激，也許本心無他，但如果追究陳孚恩那些曖昧不明的信，則此「六子」逞一時之快的意氣之言，自然也就要當做附逆的證據了。同時這些信中，少不得也引用別人的議論，則又成一番是非，輾轉株連，將興起難以收拾的大獄，在這外患初消，內亂未平的時候，是足以動搖國本的。

　　這樣一想，文祥悚然心驚！一時也無法細看，先要把這些東西檢齊了要緊。於是在保險箱和書桌抽斗裡，把所有的檔，還有兩本別人送錢給肅順，肅順送錢給別人的帳簿，包成一包，封緘嚴密，親自畫了花押，隨身帶著，上轎先走，去見恭王商量處置的辦法。

　　其時政變的消息已傳遍九城。消息的來源有三處，最明白不過的自然是內閣的明發上諭，但此時看得到的，只有少數人，其次是劈柴胡同，眾目昭彰的抄家，還有就是密雲來客所談的肅順被拿問。凡是做官的人家，前門外的大商號，以及茶坊酒肆，無不以此作為話題，在大發議論。

　　那些議論中，大都對於新政府表示歡迎，這不僅由於恭王的威望使然，更因為軍機六大臣中，五位原來就在京城裡的，這一點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京城裡的人，覺得這五位軍機大臣是「洋鬼子打進來」時，與老百姓一起共患難的，所以心理上特有一種親切的好感。他們尤替恭王慶倖，認為他以前受了許多委屈，咸豐皇帝不該虧待同胞兄弟，天潢貴胄，不惜降尊紆貴與洋鬼子周旋，這些都被認作是恭王的委屈。

　　當然，同情恭王，必不以肅順為然，特別是那些旗人以及與戶部、內務府有關係的商號，無不拍掌稱快。

　　那些商號都是為了五宇字官錢號勾結戶部司官舞弊，為肅順雷厲風行一辦，吃了虧的。有了恩怨，說話就不公平了，把銀價大漲，錢票貶值，影響小民生計，都歸咎於肅順，當然，沒有一個人會知道肅順亟亟於定「祺祥」的年號，就是想早日把新錢鑄出來，收兌爛錢票，好平抑銀價、穩定物價。這一點連自負博古通今的名士李慈銘都省會不到，更不用說是市井小民了。

　　在恩怨以外，最要緊的還是利害關係。顧命八大臣都垮臺了，倚他們為靠山的人，個個如熱鍋上的螞蟻，都想打聽一下詳細內幕，好作趨避。但自知色彩太濃，不便抛頭露面，只好躲在家裡乾著急。

　　另外在肅順手裡吃過苦頭，被壓抑而不得志的，那就跟那些失意者大不相同了，無不喜動顏色，奔相走告，同時更要去打聽消息，聯絡感情，作為時來運轉，複起的開始。

　　恭王和桂良府裡的門欄太高了，踏不進去，沈兆霖、文祥、寶鋆，也都是紅頂子，難得高攀，所以目標集中在兩個人身上，一個是曹毓瑛，一個是朱學勤。

　　曹毓瑛忙得不可開交，除了處理回鑾期間被壓了下來的章奏詔令以外，他還有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安撫在外的將帥。中樞政變，必然會影響前方的軍心，湘軍正當用命之際，死了一個坐鎮長江上游，協和各方的胡林翼，已足以打擊士氣，再去了一個支持湘軍最力的肅順，說不定就會引起猜疑，激出變故。倘或如此，後果異常嚴重，即使在京城裡從顧命八臣手中，順順利利地接收了政權，這一次處心積慮所發動的政變，仍舊不能算成功。

　　恭王和文祥早就看到了這一點，曹毓瑛和朱學勤也深明其中的利害，因此，兩個人商量著，用恭王的名義，寫信分致各地重要的督撫，除了說明肅順等人獲罪的由來以外，最主要的一點，是有力地暗示，保證他們所受到的支援，比過去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這些信的措詞甚難，過與不及，都非所宜。因而在軍機處一直忙到上燈時分，才能回家。

　　曹毓瑛一到家，盈門的賀客便迎了出來，紛紛向他道賀榮膺新命，入參樞機，然後把他簇擁了進來，廳中又還有一班人在等著，照樣再周轉一番，而門上來報，倒又有客來了。

　　曹毓瑛一看這情形不妙，恭王那裡還有許多事要商量，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城到清河恭迎梓宮，那得有閒工夫來跟這些人應酬？因此，他就不脫袍褂，也不進上房，向他不離左右的一名心腹聽差，使了個眼色，便坐在廳上陪客。

　　一番寒暄過後，有個曹毓瑛的同年，開口發問，他問得十分率直：「琢翁，外間傳言，說拿問『三凶』諭旨，出於大筆，可有這話？」

　　「三凶」之稱，曹毓瑛還是第一趟聽見，顧而言他地說：「『三凶』？莫非指怡、鄭兩王和肅中堂？」

　　問話的人有些發窘，身歷其境的人，依然客客氣氣對載垣他們用官稱，不相干的局外人，倒已經定了他們的罪，加以「三凶」的惡名了。

　　這一下別的賓客也不敢胡亂開口了，只泛泛地談些無關緊要的話，但有一個人所問的，在曹毓瑛看來，極有關係，問的是新帝的年號，可是仍用「祺祥」？

　　他還來不及回答，事實上亦很難回答，幸好他那心腹聽差替他安排的脫身之計發動了，門上高擎一張名片，到了廳上，單腿屈膝向他打了個扡，用很清楚的聲音通報：「恭王爺派人來說，請老爺馬上到王府去，有要緊事商量。」

　　那些想來打聽消息或者套交情的賓客，只得紛紛起身怏怏辭別。曹毓瑛原要到大翔鳳胡同鑒園，送了客，隨即也就上了車，直放恭王的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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