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臺落日(135)_高陽

一三五

　　一個是學部侍郎嚴修。他在北洋為袁世凱專管學務，由此而得循資晉陞為學部侍郎。就私誼而論，對袁世凱自不無知己之感，所以前幾天特為袁世凱打抱不平，抗疏相爭，說「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加斥棄。」其功當然不必再談，其罪又何可明言？攝政王看的這個摺子，唯有把它「淹」了。而嚴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慮告病辭官。

　　另一個是楊度，現在以四品京堂派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九年立憲，細列按年應辦事項的「清單」，就出於他的手筆。此人如在戰國，早已肘懸斗大金印，無奈他得識袁世凱時，已無開府北洋的風光。不過以他策土的眼光來看，可成大事者，始終只有一個袁世凱。

　　這天特地來送行，一則有傾心結交之意，再則亦有自高聲價的作用，「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他之來送袁世凱，若能予人以這樣的印象，便是絕大的收穫。

　　嚴修一上了花車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楊度自然追陪。袁世凱卻大為不安，「兩位厚愛，我自然感激。不過流言甚多，連我都被中傷了。」他很懇切地說：「兩位請吧！」

　　「聚久別速，後會又不知在什麼時候，趁此機會，多談一談！」

　　「別自有說，禍不足懼！」楊度接著嚴修的話說。

　　袁世凱知道他「別自有說」是由於梁啟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憲派的中堅分子，不管是到京請願，或者著書立說，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應。所以他敢大言：「禍不足懼！」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憲派嗎？襄贊其事，很出了些力，也發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響，處處跟自己作對。同樣是立憲派，何可有兩種絕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凱由這一點聯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詔初頒時，康有為竟發通電，指他「弒君」，益覺不平。於是徐徐說道：「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這是千秋萬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參末議，對歷史是交代得過的。我之被禍，未嘗不由改革官制，設憲政編查館而來，不過清夜捫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張四先生跟我交誼不終，通國皆知，而自朝廷宣佈立憲，他寫信給我，說『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誤會，一旦渙然，實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這是指張謇與他絕交二十年而復交一事，袁世凱得意之情，溢於詞色，臨歧話別，而有此豪情快語，自然使人高興，楊度不由得從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蘭地，以蓋作杯，快浮一白。

　　「不過，如今談立憲，亦猶如三十年前談洋務，太時髦了！是故立憲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凱拍著楊度的手背說：「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後英雄，可稱憲政的保姆，自然是立憲派。我看康梁就不見得了。」

　　「康梁師弟，似乎應有所區分。」嚴修說道：「如混為一談，稍欠公道。」

　　「誠然，誠然！」袁世凱很快地說，然後轉臉問道：「有個叫胡衍鴻的革命黨，晢子，你熟不熟？」

　　「怎麼不熟？他是廣東人，一名漢民，字展堂。筆下很來得，我們在東京常有往還的。」

　　「好！」袁世凱略一躊躇又說：「我是開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談談，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報》給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還記得題目叫做《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記》，這『廣東某君』據說就是胡衍鴻。其中記戊戌那年的內幕，頗得實情。」

　　這一說，嚴修跟楊度都大感興趣，因為天下皆知，戊戌政變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如今由當事人親口道來，自非道聽塗說可比，所以都凝神靜聽。

　　「這胡衍鴻，我很佩服他！他說康有為一變再變，自欺欺人，一點不錯。康有為前後有『五個退化』。」

　　所謂「五個退化」是胡衍鴻的批評：「康有為初時，說要創一個大教。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人心晦塞，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必因為師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卻用不著，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平心論之，康有為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號『長素』，爭長素王，語雖狂妄，志氣之高確不可及。」嚴修問：「『退化』何說？」

　　照胡衍鴻的說法，康有為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氣上是退化了一級。不過他講民主，也講民族，說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亦未足為非。

　　及至由舉人中了進士，去民遠而去官近，大談立憲，這立憲自然是君主立憲，無形中變成「保大清」，志氣上又退了一級。

　　到得上書言事，「屢蒙召見」，康有為論調又一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為實在連議院也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的好皇上，但求講變法夠了！」這樣，志氣上豈非又退一級？

　　戊戌改變後，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命他起兵勤王，結果變做保皇。」胡衍鴻的詞鋒很銳利，他說：「勤王、保皇本應該沒有分別，然而解釋起來卻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駕入清君側，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說著勤王就該馬上去做，若是皇上沒有危險，也不必去勤他。」

　　接著胡衍鴻又說：「保皇卻不然，不必興兵動眾，只須集些錢財，不論何時何地，皇上沒有危難，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難，我也是這樣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這裏，天涯地角，兩不相謀，也是一樣保法。康有為變到這個主義，要算他目前歸宿所在，卻比起勤王時節，又是第五級退化了！」

　　談到這裏，袁世凱停了下來，啜口茶閒閒地問楊度：「晢子，你在東京見過『康聖人』所奉的『衣帶詔』沒有？」

　　「多少人想見都見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詔！」楊度答說：

　　「康門高弟，亦頗不以此舉為然。」

　　「康門高弟」自是指梁啟超。袁世凱不知道楊度所說的「此舉」，包括康有為借「衣帶詔」斂財在內，只以為楊度是替梁啟超辯白，不以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為然。這一來，話就有點接不下去了。

　　到這時，賓主三人才覺得輪聲震耳，不由得都轉眼外望，風捲黃沙，昏蒙蕭瑟，令人有一種鬱悶難舒的感覺，不如不看。

　　於是不約而同地收攏了視線，仍舊由袁世凱接著楊度的話說：「康有為這『五個退化』之中，變法一說，倒是無意中搔著了癢處，連張南皮在內，都忍不住動心。翁師傅器量狹一點，不過想致君於堯舜之忱的忠愛之心，是萬無可疑的，大概他對康有為的論調，也覺得不失為救時的良策。不過，翁張兩公，都是讀通了書而不免天真的人，以為王安石的變法不錯，錯在用非其人，鑒往知今，康有為之言可用，康有為其人不可用！所以，說翁張兩公曾薦過康有為，是康梁一黨造作出來，自抬身價的活，其實是不會有的事。不過，既賞其言，不免要談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會瞭解『師傅』的苦心，貿然傳旨召見康有為，翁師傅總不能說，康某心術不正，不宜召見。只好支吾其詞，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對師傅有了意見。否則，以大行對翁師傅之親密，當時只要出死力爭一爭，孝欽顯皇后難道就不念兩朝帝師的舊情？」

　　嚴修一面聽，一面不斷點頭，聽完說道：「宮保此論，精闢之至。說翁師傅曾舉薦康有為，我亦不信。翁師傅很想有魄力，實無魄力，就算真的賞識康有為，亦沒有膽量去薦他。」

　　「再說，」楊度接口：「翁師傅豈不知康有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師傅頭上。此人名心甚熾，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帶詔』行騙就可知道。」袁世凱緊接著說：「不但衣帶詔無其事，就是所謂『兩奉密詔』亦不盡不實，第一道硃諭是給四京卿的，與康有為無干。而且到底有沒有這道硃諭，亦是疑問。」

　　談到這裏，是個叩問戊戌政變的好時機，楊度不肯錯過機會，且趁勢問道：「怎麼，不是說譚復生去訪官保時，曾經出示硃諭嗎？」

　　「不是！」袁世凱想了一下說：「這一重公案，我受謗已久，不妨談一談當時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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