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高陽 > 瀛臺落日 | 上頁 下頁 |
| 八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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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說到這裏，另一內務府大臣奎俊闖了進來，探問「閱卷」的結果。聽了杜鍾駿的意見，只是搖頭。 「不用說遠在上海，」他說：「就近在咫尺，像頭班張彭年、施煥的藥，皇上吃了毫無效驗——」他忽然頓住，欲言又止，是有話想說而有所顧忌似的。 「你說吧！」繼祿比奎俊更無顧忌，「忌諱什麼？」 於是奎俊將哽在喉頭的話吐了出來：「你們在這裏請脈，我早就想跟你們說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們不請脈更好！」 聽得這話，杜鍾駿驚疑不定，但不便多問，而且料想追問亦不會有結果，只好當作沒聽見，接續未完的話題，問到慈禧太后的痢疾。 「時好時壞，一直在鬧肚子。」繼祿答說：「不過不願意大家提這件事而已。」 「為什麼呢？」 「你想，皇上天天請脈，有脈案發出來，皇太后再病了，豈不影響人心？」 「這樣諱疾總不是辦法！」杜鍾駿說「老年人最怕這個毛病，而況——」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麼不說下去？」繼祿催問。 「我也是聽人說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說皇太后抽抽這個，是不是？」杜鍾駿做了個抽大煙的手勢。 「你指皇太后抽『福壽膏』？偶爾抽著玩兒，沒有癮。」 「那還好！」杜鍾駿點點頭：「不然，煙痢是最麻煩的。」 「聽說陸總憲，就是戒煙之後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總憲」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別稱，從新官制頒布以後，只設都御史一員，由原任左都御史陸寶忠蟬聯。 此人是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職，當到左都御史。謹慎清廉，說來是個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癮」害了他。上年厲行煙禁，京中各衙門官員，准許自行陳請，限期戒斷。京外大小文武官員，則限定在六個月內戒絕。半年已過，詳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舊，王公兩人是睿親王魁斌、莊親王載功；大臣兩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一個是都御史陸寶忠，一個是副都御史陳名侃。 於是軍機大臣奏明，採取了一個很有力的措施，睿、莊兩王所領的各項差使，如都統、前扈大臣、內廷行走等等，盡皆開去，陸寶忠與陳名侃則暫時開缺，一律派員署理，「如能迅速戒斷，仍准照舊復職。」否則，兩親王革爵，兩大臣革職，決不寬貸。 有此嚴旨，陸、陳二人自然奉命唯謹。陳名侃的煙戒得還算順利，陸寶忠卻痛苦萬狀。其實戒煙的方子無其數，陸寶忠一一覓來服用，總無效驗，最後是用涕泗橫流，強忍不顧的「熬癮」之法，方始戒斷，而元氣卻大喪了。 到得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陳明，戒煙淨盡，仍准回任供職。但疾病纏綿，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請開缺，過了不幾天，一命嗚呼。慈禧太后倒是惻然不忍，特命優恤，諡法也不壞，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個「慎」字。 接任陸寶忠遺缺的，正是在他戒煙時奉旨署理的張英麟，慈禧太后對此人的印象極好。原來張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裏點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別自有因。 他是山東歷城人，同治十三年當編修時，與檢討王慶祺一同被選在「弘德殿行走」，貴為帝師。那王慶祺品格不端，罔識大體，經常弄些《肉蒲團》、《燈草和尚》之類的禁書，與仇十洲的「春冊」，投穆宗之所好，最後竟帶著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濫的窯子，以致出了一場「天子出天花」的大禍，絕了清朝自太祖以來，父死子繼，一脈相傳的嫡統。 當王慶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時，張英麟看在眼裏，大不以為然，但既不便規諫，亦不便說破，唯有潔身遠行，兼以免禍，上了個奏摺請假歸省，在山東老家住到光緒元年，方始進京銷假。 復起之後，張英麟當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為奉天府丞，兼領學政，於是當閣學，轉侍郎，特簡為順天學政。庚子那年，兩宮西狩，百官星散，唯獨張英麟緊守著學政的關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試行在，一直當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滿漢，張英麟因為在關外多年，熟悉旗務，特授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是清朝開國以來，漢員當旗官的第一人。 ＊＊＊ 在張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諭，設置代替國會的資政院，並派貝子溥倫與武英殿大學士孫家鼐為總裁，會同軍機大臣，擬定詳細院章，因而陸寶忠奏請改都察院為「國議會」，以立下議院的基礎。結果是駁掉了！因為從慈禧太后到張之洞、袁世凱，都沒有意思施行兩院制的立憲政體。 在張英麟接任以後，資政院及各省咨議局的章程，皆已擬妥，而朝廷尚有瞻顧，未曾頒布。但立憲的呼聲，則已高唱入雲，在上海有好些倡導立憲的團體，有一個叫「預備立憲公會」，首腦是南通狀元張謇、福建解元鄭孝胥等人，電請速開國會，以兩年為限。更有個聲勢赫赫的「政聞社」，是梁啟超所組織，也是保皇黨的大本營，電請憲政編查館，在三年內開國會。 類此的奏請，除了報紙刊載以外，朝廷照例「不報」，卻抄發了奉派赴國外考察憲政，甫自德國、日本歸來的禮部侍郎於式枚的一道奏摺。於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專司章奏，文字為海內傳誦，所以即使對憲政沒有興趣的朝士，也要仔細讀一讀。 他的奏摺中劈頭就說：「臣愚以為憲法自在中國，不需求之外洋。」只看這句話，對熱中立憲的人，便是兜頭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靜氣，細究其故的魔力：「近來訪察群情，詳加研究，編考東西之歷史，深知中外之異詞。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則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實振古未聞之事，乃為近日新說所宗。臣歷取各國憲法條文，逐處參較，有其法已為中國己所有而不須申明者，有其事為中國所本無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誕可笑者，有此國所拒而彼國所許者，有前日所是而後日所非，固緣時勢為遷移，亦因政教之歧異。」 話雖如此，於式枚認為比較可取的是日本憲法。「雖西國之名詞，仍東洋之性質，自為義解，頗具深心。」以下引敘上海報上刊布的一篇題為《今年國民為國會請願文》的文章，攻擊「憲政所以能實行者，必由國民經有一運動極烈之年月，蓋不經此，不足以摧專制之鋒」的論調，他說：「各國立憲，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夫國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權；歸之所歸，則利之所在，定於一則無非分之想，散於眾則有競進之心，其名至為公平，其勢最為危險！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 接著撮敘法國大革命及日本立憲的結果，從而議論：「蓋法國則當屢世苛虐之後，民困已深，欲以立憲救亡，而不知適促其亂。日本則當尊王傾幕之時，本由民力，故以立憲為報，而猶須屢緩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勢，情勢所迫，不得不然。至於我國臣民，本來無此思想，中國名義最重，政治最寬，國體尊嚴，人情安習，既無法國怨毒之積，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體輿情，俯從廷議，特允非常之舉，寬為莫大之恩！迭降諭旨，既極周詳，分定年期，尤為明盡，應如何感頌奮勉，以待推行，豈容欲速等於索償，求治同於論價？」 至此筆鋒一轉，以輕蔑的語氣，大罵主張立憲的記者、教員：「況今之言之憲，請國會者，實為利而不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報館、學堂，不農不工不商，但可強名為士，未嘗任納稅當兵之責，乃欲干外交內治之權！至敢言『監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讀詔書則妄加箋注，見律令則曲肆譏彈，胥動浮言，幾同亂黨！」因此，於式枚認為：「觀於法國之事，則知發端甚巨，固禍變之宜防。」但亦不否認：「又觀於日本之事，則知變法方新，亦人情所恆有。」從而警告：「惟須亟籌補救之策，乃不至成潰決之虞。」至於補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圖富強，廣興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無從為煽惑之計。至東南各省疆吏，尤當慎擇有風力、知大體者，隨時勸導，遇事彈壓，庶不至別滋事端。」最後歸結到憲法，主張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謂『組織權限，由朕親裁』；德相所謂『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將來的憲法，必當出於欽定，而不可由國會釐訂。」至於制憲的程序，該等到「將來各處奏報到齊，必須慎擇賢才，詳加編訂，於西法不必刻劃求似，但期於中正無弊，切實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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