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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但段祺瑞沒有錢，擴充皖系的實力，組織「參戰軍」，以及馬廠起義，打敗張勳的「辮子軍」，都靠曹汝霖的「西原借款」，以及他跟日本方面的深厚關係，向正金銀行調動支應。如今不在臺上，借外債亦有困難，所以唯一的辦法是「乞諸其憐而與之」，靠張作霖的支持。

　　張作霖接濟段祺瑞，已經有過兩次，都是由於立言經手，因為于立言跟楊宇霆是舊交；第一次是八十萬元；第二次是四十萬元，都由奉天正金銀行開出匯票，至天津正金銀行兌款。這一回段永彬到奉天，從語氣中聽得出來，也是代表段祺瑞去接頭，要求第三次經濟支援，而且所望似乎甚奢。

　　吳少霖心想，這是直奉第二次開仗的前奏；因為要士兵用命，自然要先發「恩餉」，看樣子奉軍間接收買馮玉祥，已經成功了。

　　在奉天順順利利地達成了任務，吳少霖仍舊坐「北京號」貨輪回天津；這一回未與段永彬同行，他還逗留在瀋陽。

　　但就在吳少霖回到天津的那天，王承斌遭遇了一次沉重的打擊。原來王承斌與王維城的衝突，日趨尖銳，終於表面化了，雙方都告狀告到吳佩孚那裡。王維城告王承斌種種迫害；王承斌告王維城擅離職守，不聽指揮，並以辭職為要協。吳佩孚在王維城信上批了四個大字：「稍候一候」；對王承斌的批字，多了一個字：「我自有辦法。」

　　吳佩孚是甚麼辦法呢？他抓住了王承斌的一個疏忽；當徐世昌垮臺後，直系首先提出擁護蔡元洪複任，此舉在以恢復舊法統為名，拆廣東非常國會的台，各方因為黎元洪革命首義，為人和平，在此擾攘不安之際，不失為事實上可以承認為的元首。而黎元洪則以「廢督裁兵」為複任的條件，此一號召。深符民意，各省軍閥，不敢公然反對，紛紛通電，表示贊成，但事實上誰也不願放棄兵權，因而「變形易貌」，換湯不換藥，所謂「廢督」，只是將某省督軍這個職稱，改稱為「督理某省軍務善後事宜」，而簡稱仍是「督軍」。吳佩孚為了統一兵權，乘此機會，提出「督理軍務善後事宜」而兼任師長者，必須解除師長一職，這才是以身作則來善後。

　　王承斌事先考慮到吳佩孚曾有過此主張，貿貿然請辭，在吳佩孚正中下懷，下令照準，以王維城繼任。而且將計就計，趁此解除了河南督軍張福來的第二十四師師長；河北督軍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師長的兼職。還預備解除山東督軍鄭士琦的第五師師長時，鄭士琦表示寧願降階，辭去督軍一不放棄師長，只好仍聽其舊。

　　王承斌得此弄巧成拙的結果，內心憤怒，由天津進京，面見曹錕，要辭直隸督軍；王承斌當然不便明言師長被奪之故，只說情緒不佳。曹錕當然也知道他的情緒何以不佳；拍拍他的肩說：「老弟，要不幹，大家都不幹。」

　　經此撫慰，王承斌將對直系的不滿，縮小為對吳佩單個人的怨恨。「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最要緊的是形跡千萬不能洩露。但對王維城，仍可以巡間副使的身分，加以節制；首先二十三師的餉，由巡間使署十六師的秘書長，借曹七的努力為胞弟撐腰，以致於「打官司」打到公府：曹錕親自出面調停，二十三師的餉，由公府直接撥發，這一來造成了李彥青的機會，十四萬一個月的餉，多扣兩萬，每月只得一個整數；此計極妙，除了多一筆收入以外，還無異向王承斌表示：「過去只扣兩萬，是賣你的面子；既然你不當師長了，犯不著便宜王維城。」在王承斌，鬧了半天，多少也給王維城找了點麻煩；心裡那口氣也平了些。

　　接下來，內閣出現了政潮，總理孫寶琦與財政總長王克敏，雖同為杭州小同鄉，且是多年世交，但為了「金佛郎」案的主張不同，形成了嚴重的對立，無法共事了。

　　「金佛郎案」起于歐戰結束以後，法國政府照會中國政府願意仿照美國的辦法，退還一部分庚子賠款，充作中法實業銀行複業，以及兩國文化教育交流的經費。但中國付予法國的賠款，須照金佛郎內所含純金數量，折合外匯計算。依照當時八國聯軍結束時，所訂的和約，並未規定對法賠款須依金佛郎計算，而且法國的幣制為盧金本位，本無金佛郎其物，而歐戰以後，法國佛郎大跌，照現值計算，中國只須往年一半的銀兩，即足清償法國應收的賠款，所以用金佛郎計算，連小學生都知道中國會吃大虧，所以國會及工商界紛紛表示反對。

　　但法國所下的釣餌，對當時軍政界的要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民國二年創立，法方出資三分之二；中國出資三分之一而合辦的中法實業銀行，吸收軍政要人的存款甚多，而該行因投機失敗，於民國十年倒閉，存戶血本無歸；如果能夠複業，法國以部分庚子賠款，擔保發行一種五厘美金債票，換回存戶的空頭債權憑證，實不大妙。加以主事者對條約不大明瞭，受法方及奔走者的蒙蔽，自落陷阱，交涉非常棘手；但國會及社會反對的聲浪，非常強烈，以致兩年來一直懸而未決。

　　及至王克敏當了孫內閣的財政總長，積極謀求此案的通過，原因有二：第一、他在民國六年第一次擔任王士珍內閣的財政總長時，自兼中國銀行、中法實業銀行的總裁，當然希望中法能夠複業。

　　第二是庚子賠款向由海關就所收稅款，直接撥付各國，餘款方交中國政府；這筆公款稱為「國余」，向為中國政府的一項重要收入。自金佛郎案發生後，法國公使傅樂猷策動辛醜和約簽字國，函請總稅務司英人安格聯，扣留「關餘」不發，為數已有一千多萬元，王克敏希望金佛郎案解決後，便可取得這筆關余，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如照法國的要求，中國至少要損失六千萬元；以將來的「關餘」六千萬換眼前的現款一千余萬，無異飲鴆止渴，所以孫寶琦堅決不同意。

　　最後，像王承斌跟王維城一樣，孫、王二人都提出了辭呈。曹錕必須有所抉擇，大感為難。

　　為了爭取支持，孫寶琦特請浙江同鄉餐敘，被邀的杭州人有代理過國務總理的汪大燮、當過教育總長的湯爾和黃郛；此外有徐世昌的內閣總理、嘉善籍的錢能訓、袁世凱時代的司法總長、湖州的章宗祥；浙東有安福系大將、曾任財政總長的鎮海李思浩、汪大燮的外交總長，奉化工正廷，以及兩個紹興人，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現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與梁士詒內閣的財政總長張弧。這些人都是隨時可以去見大總統曹錕，陳述時事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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