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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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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不便直接跟萬安談，告訴她妹妹轉達。萬安不敢怠慢，又窮研醫書，參以秘笈，擬了兩張方子，由萬通之妻帶入宮內。但這回的方子，不大靈了，轉眼三、四個月過去，毫無受孕的跡象。 皇帝知道了這件事，也覺得很掃興。而掃興的事還不止這一件，廣西巡按御史端宏上了一道奏章，說大藤峽的匪徒，復又進出潯州等地，流毒四播，而趙輔以前妄言，賊已除盡，冒功而得封爵，不治趙輔、韓雍的罪，無以整肅紀綱。 皇帝不願治趙輔、韓雍的罪，但侯大狗的餘孽復起，不能不重視，因而召見兵部尚書王竑垂詢其事。王竑回奏：「藤峽之賊，盤踞已久，一時不能完全肅清，皆由於韓雍因為軍餉支出浩繁，為了節省軍費，裁遣的士兵太多，如今只有再發兵撥餉，責成韓雍，務必克竟全功。」 皇帝准奏，而王竑為了支持韓雍，發兵撥餉，都從寬估計；同時私下又寫信給韓雍，勉勵他這一回一定要辦得徹底，要人要錢，都好商量。 韓雍其時駐節桂林，奉到朝廷的聖旨，看了王竑的私函，下定決心，非永絕後患不可。於是進駐潯州，親自指揮。總督的權威，非同小可，地方大吏進見，有所陳述，像見皇帝一樣，都是跪著講話；左右侍候供奔走的，亦都是有品級的官員。 其時繼侯大狗而起的「殘賊」，一共有五個，最奸狡的一個叫侯鄭昂，神出鬼沒，韓雍竟想不出除他的計策。 這天在吃飯時，想到這件心事，竟為之停箸不食。在旁邊伺候的一個廣東新會縣丞陶魯，冷眼旁觀，似有好笑的神色，使得韓雍心裏不大舒服，信口問一句：「你知道我在想甚麼？」 「莫非侯鄭昂？」 「不錯。」韓雍又問，「你知道他在哪裏？」 「不管他在那裏，要抓他不是甚麼難事。」 韓雍大怒。「你們說得容易！」他說，「你只會吃飯！你在新會辦不了甚麼事，你的長官才把你派到我這裏來當差。你再說大話，看我不打你的軍棍！」 陶魯神色自若：「總督說我只會吃飯，在新會辦不了甚麼事，是總督不知我陶魯。」他說，「蔣琬、龐統在縣裏也是辦不了甚麼事，後來成為蜀中名臣。總督如果能用陶魯，陶魯就能把侯鄭昂生擒了來。」 蔣琬、龐統當縣令時，都很糟糕。但只有諸葛亮、魯肅等人，知道他們不是百里之才，後來果然成為蜀中名臣。韓雍聽陶魯口氣不凡，倒要試一試他。 「你去生擒侯鄭昂，要多少人？」 「三百。」 「三百？」韓雍詫異，「三百人夠了嗎？」 「我還以為太多呢！」陶魯答說，「兵貴精，不貴多，這三百人當然要千挑萬選。」 「隨你！」 韓雍手下有兵不下十萬之多，特為傳令各營，任陶魯隨意挑選。 陶魯持著總督韓雍的令箭，到得各營，會同營官，集合所有士兵，用白紙糊牌大書：「能舉二百斤、射二百步者來！」懸在演武臺前。 報名的倒是不少，但能舉者不能射；能射者不能舉，合於兩個條件的，一千人中不過一、二人而已。 參將孫震的部下，素以精悍見稱，他的三萬人中，入選的不到一百人。孫震為此大表不滿，面見韓雍，說陶魯的行徑，有傷他營中的士氣，言下流露出蔑視陶魯一無是處之意。 「陶魯是陶成之子。」韓雍說道，「陶成的謀略，是我當年在江西當巡按御史的時候，親見親聞的。陶魯頗有父風，我信得過他。」 這陶成是廣西鬱林州人，永樂年間的舉人，由典史起家，經長官不斷保薦，正統四年由大理事評事超擢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僉事。按察使名為掌一省刑名，其實職掌甚多，可以說凡是文武官員失職，不能保障地方、護衛百姓的事，都可以管。所以按察使司僉事並無一定的額數，隨事增減，分巡各道，一道管兩至三個府，又因任務而區別為提督學務、清軍、驛傳、水利等等。陶成一到浙江，被派到浙東台州、處州一帶去當清軍道。 清軍道或稱兵備道，無事整肅軍紀，便是清軍；有事備戰，指揮軍務，職任甚重，所以這是個考驗人才的職位。陶成到任不過一個多月，便遭遇了嚴重的考驗：倭人入侵。 原來自唐宋以來，日本跟中國的關係，一向不錯。及至蒙古鐵木真崛起，被尊為成吉思汗，父子祖孫三代經營，滅西夏、滅金以後，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滅宋而統一中原。在此以前，高麗已臣服於元；至元十一年，忽必烈遣將與高麗合兵兩萬餘人，分乘戰船九百艘東征，前鋒已在九州的分津海岸登陸，佔領了博多、箱崎等地，但以大隊戰船在海面遇風受阻，不得已班師西返。 蒙古自成吉思汗起，縱橫九萬里，三次西征，威名遠播，及於羅剎、西洋。忽必烈對至元十一年東征之役無功，耿耿於懷，因而滅宋以後，緊接著派大將范文虎，率兵十餘萬，分乘戰船兩千餘艘，再度東征。日本朝野得報大驚，齋戒沐浴，祈求天照大神庇佑。元兵先頭部隊已抵達九州，在肥前、築前登陸，不意海面突起大颱風，元兵主力皆葬身魚腹。日本稱這一陣颱風為「神風」，稱元朝為「元寇」，就此斷絕往來。忽必烈亦於至元二十三年明詔罷征日本。 當元朝兩次入侵後，鐮倉幕府由北條家「執權」，雖能化險為夷，但日本亦大傷元氣，因為要防備元軍第三次重來，沿海加強戒備，軍費支出浩繁；又兩次「恩賞」守禦將士，需費甚鉅，財政日漸困難，竟導致鐮倉幕府的沒落。足利家的室町幕府，繼之而起。 到明太祖起兵時，日本正分裂為南北朝，洪武三年遣使諭日本朝貢，在九州遇見南朝的懷良親王，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但幕府則很想與明朝修好，因為早在鐮倉幕府末期，就發現對中國的貿易，有大利可圖，得以挹注困窘的財政。所以在元朝第二次東征的四十年以後，北條家曾為了籌募建築建長寺的經費，派了一條貿易船到中國海口。足利家亦以同樣的理由，派過一條「天龍寺船」。但這都是私下貿易，就中國而言，是犯禁之事；倘能修好，以朝貢為名，大大方方做生意，豈不比偷偷摸摸好得多。 哪知正當幕府在籌畫時，遇到了一個意外的挫折。事起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此人是安徽定遠人，從政以後，以小吏起家，曲謹有才，寵遇日甚，洪武三年便入參機務，六年拜相。 胡惟庸既貴以後，本性漸露，蒙蔽太祖，專擅跋扈。開國名臣徐達、劉基都曾在太祖面前揭露他的奸險，而太祖不悟。恰好劉基有病，太祖竟遣胡惟庸帶醫生去為劉基診視，結果毒死了劉基。 這一來，胡惟庸的勢焰更高漲了。於是有一班小人，偽造靈異祥瑞，先是說他定遠老家井中長出來一支石筍，出水數尺；又說他家三代祖墳，入夜火光燭天，凡此都是大發之兆。 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再大發自然是做皇帝，胡惟庸由此蓄心謀反。 要謀反，當然要多方面布置聯絡，內則結納太師李善長、右丞相汪廣洋；外則廣收羽翼，而且還聯絡蒙古與日本——寧波的衛所，叫明州衛，指揮林賢，是胡惟庸的心腹，他偽造了一個罪名，將林賢流放到化外，其實就是日本。等林賢聯絡好了，復又上奏，說林賢被誣，事已大白，召還復職。其時林賢已與日本建立了通信的途徑；胡惟庸親筆作書給足利，借兵相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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