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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曲(4)


  「你說說罷咧。」呂芳搖著頭笑道。

  「她彈蕭邦,手重得很,」吳振鐸皺起眉頭,「而我對她說:『蕭邦讓你敲壞啦!』」說著吳振鐸跟呂芳都笑了起來。

  「你呢,呂芳?你先生呢?他是什麼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個醫生,外科醫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塊兒出來了麼?」

  「他老早不在囉,死了快八年了。」

  「呂芳,」吳振鐸凝望著呂芳,「我們都走了好長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遠呢!」呂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個地球,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那天經過朱麗亞,一時好奇,走了進去,有人在練歌劇,唱茶花女。——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紐約來。」

  「呂芳,這些年你到底在哪裡?你的消息,我一點也不知道!」

  吳振鐸把那碟英國什錦餅乾捧起來遞給呂芳,呂芳揀了一塊夾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裡的咖啡,送到嘴裡,慢慢咀嚼起來。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上海,我回去後,他們把我派到上海音樂學院去教書。當然,其間全中國都跑遍了,最遠還到過東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滿天下了,」吳振鐸笑道,「從前你還發過宏願:要造就一千個學生。」

  「一千個倒沒有,」呂芳也笑了起來,「一兩百總有了吧。當然,那是剛回去那幾年的事,那時倒真是幹勁十足,天天一早六點鐘便爬起來騎腳踏車去教書去了。中國的學生實在可愛!上海冬天冷,教室沒有暖氣,那些學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練琴,早上一去,一個音樂學院都是琴聲。我有一個最得意的學生,給派到莫斯科去參加比賽,得到柴可夫斯基獎第二名,跟美國的Van 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驕傲,中國人的鋼琴也彈得那麼好——可惜那個學生在文革時讓紅衛兵把手給打斷了。」

  「是麼?」吳振鐸微微皺了一下眉,「我也聽聞一些紅衛兵的暴行。」

  呂芳低下頭去,啜了一口咖啡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呂芳,我要向你興師問罪!」吳振鐸拿起咖啡壺替呂芳添上熱咖啡。

  「為甚麼?」

  「我要你償還我兩年寶貴的光陰來!你知道,你回國後,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兩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開信箱,心裡還抱著一絲希望,希望奇跡出現。因為我發過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來,我就要把你這個女人忘掉!」吳振鐸說著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來,「呂芳,其實我一直沒有忘掉你,常常還想起你來的。你為什麼一去音訊俱杳?你曾經答應過,回去馬上來信的!」

  呂芳一直望著吳振鐸微笑著,隔了好一會兒說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來要我交代海外關係。他們問得很詳細,而且什麼都知道。我在紐約去看過國民黨辦的一個國畫展,他們不知怎麼也知道了,問我畫展的門票多少錢。一共問了三次,我前後答錯了,惹了許多麻煩;還用書面交代了半天。一進去,裡面是另外一個世界,跟外面的關係,切斷還來不及,還去自找麻煩?而且——」呂芳遲疑了一下。「我怕我寫信給你,你也會跑了回去。」

  「呂芳——」吳振鐸手上的銀咖啡杯擱到那張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鐸,我在裡頭,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呂芳定定地注視著吳振鐸,「回去後,等於是另外一生的開始。可是有一次,我卻突然想起你來。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凶的時候,我們音樂學院首當其衝,被列為資本主義學閥大本營,給整得很厲害。教西洋音樂的先生們,尤其是留過學的,統統打成了黑幫,變成革命的物件。群眾衝擊,紅衛兵沖到我家裡,把我帶回去的兩百多張唱片砸得粉碎,幾箱琴譜,我一夜都來不及燒。當然我們一個個都挨鬥了,鬥我的時候,要我向群眾認罪。平常我並沒有犯過政治錯誤,最大的錯誤就不該是個留美學生。我站到一隻肥皂箱上,轉了一圈,嘴裡一直念著:『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裝瘋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來,心裡暗自嘀咕:『幸好吳振鐸沒有回來!』」

  「咳,呂芳!」

  「你不知道,我那時成了有名的『洋奴』,個個都叫我『呂洋奴』——」呂芳咯咯地笑了起來,「大概我確實有點洋派吧,喜歡穿幾件外國帶回去的衣服,而且還有洋習慣,愛喝咖啡,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親戚有時寄罐咖啡給我。有學生來看我,我便煮點咖啡招待他們——誰知道這卻變成了我主要罪狀之一:毒化學生思想。其實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還救了我一條命哩!『洋奴』還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裡頭,想不出個好罪名來,是過不了關的——」

  「真虧了你,呂芳——」吳振鐸含糊地說道。

  「我還算好,整個文革只挨過一鞭,」呂芳指了指左邊肩膀笑道,「就打在這裡。有一個時期,我們統統關進了學校裡,隔離審查,吃飯睡覺都是集體行動。從宿舍到飯廳大約有兩百米,每天吃飯,我們都是排隊走去的。不過,要一直彎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飯廳去,那些紅衛兵在我們身後吆喝著,手裡拿著長皮鞭,趕牛趕羊一般,哪個落了隊,便是一鞭過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後,腰實在彎痛了,便直起身來伸了一下,嗖地一聲,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來,回頭一看,那個紅衛兵,最多不過十五六歲,又瘦又小,頭上的帽子大得蓋到眉上。我們一個照面,兩人同時都吃了一驚,我看見他一臉青白,嘴唇還在發抖。那些孩子大概給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過挨過一鞭,我們院長卻給鬥得死去活來,趴在地上逼著啃草。好幾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殺了。我們鋼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個老處女。紅衛兵把她帶回去的奶罩三角褲統統搜出來,拿到校園裡去展覽。那個老處女當夜開煤氣自盡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塗得一臉胭脂口紅,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紅衛兵走了,工宣隊又駐了進來,七折八騰,全國最好的一家音樂學院,就那樣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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