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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歌

　　上個星期，柏楊先生在臺北聽了一場演唱會——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跟《時報》文化出版社公司，聯合主辦的「我們的歌」演唱會，柏楊先生日理萬機，哪有時間聽人亂唱，只因柏楊夫人到處宣傳我老人家沒有音樂細胞，乃千里迢迢，御駕親聽，以示音樂細胞多不可言。散場之後，在走廊上兜了七八九十個大圈兼小圈，希望碰上一位元記者老爺慧眼識英雄，問問我的感想如何，既無人理睬，只好自己下手。

　　感想曰：

　　大多數歌手都唱得很好，他們穿著日常的服裝，用一種中國舞臺上很少有的簡單扼要而又幽默風趣的對話，作為穿插，這是一項嶄新的貢獻，看慣了電視綜藝節目的那種擠眉弄眼、裝腔作勢——電視演員的絕技之一是，唯恐怕觀眾不知道他在那裡故作滑稽——兩相比較之下，耳目一亮。「我們的歌」不是皇家劇院嗓子咯咯咯咯，跟公雞叫一樣的貴族之歌，也不是舞臺上衣服亮晶晶、紅口血淋淋，跟火雞叫一樣的明星之歌。參加演唱的歌手沒有特別之處，他們生活在我們小民中間，甚至於，他們就是我們——假如我們有那麼好的歌喉的話。

　　歌手唱的，都是自己作的，或其他中國人作的歌。中國民歌在近五年來的興起是兩種極端引起的反應，一種極端是西洋音樂，一種極端是一天比一天使人難以消化的流行歌曲。「我們的歌」演唱會上人山人海，座無虛席，而且年齡大多數都在三十歲以下。這是一個好消息，說明中國青年已從兩個極端——「崇洋」和「傖俗」——的夾縫中，破繭而出，嘗試著走出自己的道路，唱中國人自己的歌。只有這些歌中，我們才感覺到自己的血液在自己身上澎湃，和自己生命的充實。

　　然而，最大的意義更超過於此的，那就小孩沒娘，說來話長。柏楊先生在六〇年代就喟而歎過，歎的是中華民族似乎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民族（附帶的，中華民族似乎也是一個沒有動作的民族）。中國人可是有聲音的，「音樂」還被列為六經之一，地位的崇高用不著說啦，所以劉邦先生以皇帝之尊，說唱就唱。其他小民，恐怕更是歌不離口。可是後來不知道怎麼搞的，柏楊先生認為，可能跟道學理學有關，十一世紀以降，道學理學成為儒家學說的主流，要求每個人都要做聖人，而做聖人就要動心忍性，起敬起畏，小說不能看、詩不能作、歌不能唱、舞不能跳——除了一年一度祭奠孔丘先生華誕時跳一陣那種教人起雞皮疙瘩的六佾舞。於是想聖人、思聖人、看聖人、拜聖人，一心一意地要當聖人。中國人的靈性遂逐漸被醬住，舌頭也硬啦，腿腳也僵啦，一千年來，走肉行屍。

　　記得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那一天，大日本帝國投降，天大的捷報傳到後方，中國人歡欣若狂。可是歡欣若狂歸歡欣若狂，卻無法表達這種歡欣若狂，大家在院子裡燃起熊熊營火，只有圍繞著該熊熊營火，呆著木瓜，想唱不知道怎麼唱，想舞不知道怎麼舞，因為大家都不會，天崩地裂般的感情，像啞巴一樣無由表達，那情景教人看啦，忍不住為中華民族的老大和衰落，流下眼淚。試看西洋同胞，他們是如何接受勝利的哉。

　　——回憶一段歷史上的小事。想當年清王朝宰相李鴻章先生赴歐洲訪問，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禦宴招待，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威先生當場就高歌一曲。這被醬蘿蔔認為「有失身份」的舉動，嚇了大宰相一跳，但他也只好跟著唱，他閣下肚子裡既然無貨，情急智生，就唱了一段「十八摸」，「一摸摸到姐兒的褲子邊呀」！幸虧洋老爺不懂中文，任憑摸了個夠後，報以掌聲如雷。

　　往事已矣，經過音樂界朋友大力的提倡，中華民族終於發出自己的歌聲——真正的中國人的歌，和日益普遍的民族舞蹈相結合，使中華民族恢復昔日那種「載歌載舞」的光榮時代，成為可能。當然，千餘年來累積焉既稠又濃的醬缸，不是一下子就可跳出來的，但有一分努力掙扎，就多一分新鮮空氣幫助靈性的成長。

　　「我們的歌」是青年努力的一部分。趙學萓、張小雯二位女士的「拜大年」，以急風驟雨的節奏，表達出綏遠省——事實上是全中國，在農業社會中新年時的歡樂。鄭泰安先生，這位充滿了愛心，多才多藝的精神病科醫師，用方言唱「杯底不可養金魚」，道出臺灣同胞舉杯高歌的慷慨豪情，每一句都會在聽眾心頭引起一聲呐喊。張伯仁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歌手，他用豐沛的感情和雄渾的歌喉，唱「瑪家鄉的多納村」，那是一個遊子的心聲，在離鄉背井若干年後，再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再相逢熟悉的山川，和忽然亭亭玉立的美麗姑娘。嗚呼，世界上最美的回憶是童年，不管童年日子是幸福或不幸福；世界上最使人不忘的是童年生活過的故鄉，那裡的土地比任何地方的土地都洋溢著芳香。這種歌聲，特別震人心弦最突出的一個節目是吳至青女士吟詠古詞「攤破浣溪沙」、「如夢令」、「雨霖鈴」，這雖是一千年前的古老詞句，可是因為現代學堂的中文課程裡，都有詞選的緣故，所以在觀眾心靈中也很容易共鳴。詞的吟詠沒有伴奏，而是獨吟。鄉土的聲音引我們回到故土，詞的聲音引我們回到一千年前寬袍大袖的時代，而一點也不覺得陌生。

　　趙樹海、黃大城二位先生《打魚的兒郎》，使人想起三〇年代的《漁光曲》，不過三〇年代的漁家充滿了無可奈何的哀怨，八〇年代的漁家卻生氣勃勃地面對著洶湧的海洋，歌聲就是信號，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的信號。

　　這幾位歌手的歌是成功的，然而，少數歌手，和演唱會方面，也有值得嚴重檢討的一面，也就是柏楊先生認為差勁的一面。我想，如果作為一個同樂晚會，無懈可擊，如果作為一個售票一百元，甚至二百元的正式演唱會，就不夠水準。拋開有些不成熟的演唱不談，僅舞臺就沒有好好利用，而若干歌手似乎太弱，弱到使人有一種湊和的感覺。

　　有位歌手先生唱自己作的詞，意思是感慨往事如煙。嗚呼，往事如煙應該是柏楊先生之流老傢伙的事，不應是年輕小夥子的事。小夥了當然也有往事，問題是，還不到感歎的時候，辛稼軒先生曰：「少年不識愁滋味，為作新詞強說愁。」愁自不能深刻。年輕朋友要習慣于眼睛往前看，前途固如錦如花也。中華民族不能再往下沉啦，我們希望青年唱出他們的喜悅、他們的盼望，甚至他們的憤怒，是不希望他們唱出林黛玉女士的情意結——那種顧影自憐，自怨自艾的灰白色情意結。各位老弟老奶，以為如何乎哉。

　　詩詞吟詠，為我們的歌開闢新的天地，但這裡似乎有一個問題，唱出現代人的感情易，唱出古人的感情難。尤其是，古詩詞都是用的古音——現在保存古音最多的是閩南話和客家話，例如「天上人間」，必須閩南話或客家話發音：「天上人幹」，才真正是古詩人的原味。如果用現代北平發音，稍微粗心大意，處理不當，就成了蓮花落。

　　最後，就是伴奏的樂器，從頭到尾，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的吉他，吉他是西方社會的言語工具，對東方若干情調，在結合上有相當困難。「好了歌」如用二胡或月琴伴奏，恐怕更能表達出那種消極沉鬱的人生情緒，換上吉他，就跟在鑼鼓喧天的京戲臺上，唱聖歌一樣，「樂」跟「歌」處於格格不入的窘境。嗟夫，既然是「我們的歌」，就不要搞成「他們的歌」。最顯著的例子是壓軸歌《海棠——我愛中華》，那才真正發揮吉他的功能，疾風暴雨，怒潮狂濤，包圍著趙樹海、黃大城二位先生雄壯的歌喉，使全場震動，聽眾融化在偉大的認同之中。

　　再最後，節目不宜變動，不宜臨時改得跟節目單不一樣。時間要控制，不能控制，一萬個理由之外，再加一萬個理由，都是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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