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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無行乎?文人相輕哉


  我有兩位朋友,一位在大學堂當教習,一位是職業作家,有一天為了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惡言相加。教習詈作家曰:「你文人無行。」作家也詈教習曰:「你文人無行。」我本來英勇地從中勸架,希望爆發大場面的,但勸來勸去,看他們其笨如牛,任我怎麼努力,都罵不出新花樣,老是在「文人」這個小圈圈裡翻筋斗,不由得興起江郎才盡之歎。

  兩個傢伙明明都是所謂的「文人」,卻硬把自己身上的膏藥,揭下來猛往對方臉上貼,大概對「文人」一詞印象不太好之故。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來「文人無行」這句話是誰發明的,真是鬼來之筆,成為剋星。一旦惹誰冒火,准飛來這四個字,雷霆萬鈞地套到頭上,套得兩眼昏花,招架不住,「無行」送成為「文人」的專利品,自己推也推不掉,別人搶也搶不去。

  中國(其實洋老爺之國也一樣)古時候,知識份子只是全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他們治理國家,管理政府,幹的都是不識字的人幹不了的事——政府中也不斷出現過不識字的高官,但只是少數,無礙於政治的運行,如果大多數都不識字,甚至全體都不識字,恐怕這個政府要下臺鞠躬。小分裂時代一位後漢帝國老粗大將史弘肇先生,曾用充滿了輕視的口吻曰:「筆桿有屁用,捍衛國家,全靠長槍大矛。」宰相之一的王音先生頂之曰:「沒有筆桿,那些拿長槍大矛的人吃啥」一個人的見解,往往受他的生活背景所局限,史肇弘先生雖然最後爬到高位,但腦筋仍然醬在長槍大矛的階段。

  劉邦大帝所以高明,就是他具有超人的領悟力,對陸賈先生所說的話:「馬背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馬背上治天下」,立刻全部吸收。他如果認為只有長槍大矛就夠啦,他辛苦建立的西漢王朝勢必早完了蛋。遼帝國的皇帝遼律德光先生,就差了一截,他率領契丹兵團,找到開封,把後惡那位荒唐的皇帝石重貴先生捉住後,拒絕重建政府組織,認為他那種原始部落「打草穀」辦法,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結果激起漢人的反抗,把他趕走,不明不白地死在殺胡林。

  所以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當官的知識份子,一類是當不上官,或還沒有當上官的知識份子。前者謂之「士大夫」,被稱讚為國家棟樑,後者就成了所謂「文人」。發明「文人無行」的朋友,我們可以確定他准是幸而當上了官的知識份子,對於同時往上爬而屁股還沒有坐上權力寶座的朋友,一千零一個瞧不起,就跟豬八戒先生見了當年的同類一樣,立即大展狸威,狠狠地築上一鈀,藉以表示他已非昔日凡品。昔日凡品則一律納入文人系統,簡直臭不可聞也,臭而不問也。

  於是乎沒有當官的知識份子,憑空被插上「文人」的標籤,成了沒有甲殼的裸體動物,全身暴露,縱然是流氓地痞下三爛,以及假冒偽善的爛貨,都可隨時隨地踩上一腳,詈曰「文人無行」,而不愁後患。蓋筆桿固然可以治理國家,短兵相接,卻不能使對方頭破血流。

  「文人無行」的節目,寫起來能寫一火車,輕一點的像司馬相如先生勾搭小寡婦,韓壽先生勾搭宰相的女兒。重一點的——其實根本沒有重一點的,沒有當官的知識份子一旦能狠狠地把對手幹上一記,那他准已經大大小小至少是個官矣。嗚呼,作惡並不簡單,不斷地作惡更是亨字輩的特權,沒有當官的知識份子,手無寸鐵,壞一次良心就可能連老本都全部報銷,沒有壞第二人良心的機會。不地即以司馬相如而論,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園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愛夫妻。如果正義之士堅持那仍是「無行」,那麼他就得慶倖他閣下的老爹,幸虧有這種「無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地生下了他。至於韓壽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級,事實上賈小姐先向他下手的,只因韓壽是個沒有當官知識份子,就得背上這個黑鍋。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過於皇帝。說他勾搭,未免過度溫柔敦厚,絕大多數都是霸王硬上弓,搞得各級官民,家破人亡。玩膩啦一腳踢開,還殺之剮之,甚至連全家全族都要賠上老命。又有哪個正義之士,敢齜牙說一聲「皇帝無行」乎哉。同樣一件事,沒當官的知識份子做啦,正義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來嗓門叫曰:「文人無行呀。」可是皇帝老爺做啦,正義之士的嘴巴裡就像塞了一根香蕉,連哼哼都不敢,只敢鐵證如山地喊「皇帝聖明」。面對著沒有甲殼的裸體動物,義憤填膺:「雖千萬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還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種人」。如果一時把握不,面對著九五之尊,「雖一個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發生在有權勢的知識份子身上,醜聞會自動化為佳話。發生在沒權勢的知識份子身上,佳話會自動變成醜聞。

  除了「文人無行」還有「文人相輕」。這個瘡疤的發明人我們可是知道的,他就是身為皇帝老爺的曹丕先生。曹丕先生的話,有他的根據,但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裡。一個動物學家曰:「蝴蝶是有翅膀的。」門徒們遂閉著眼睛一口咬定天下只有蝴蝶才有翅膀,但有翅膀的動物固千千萬萬也。文人固然相輕,可是醫生就不相輕乎哉,教習就不相輕乎哉,商人就不相輕乎哉,當官的就不相輕乎哉,司機就不相輕乎哉,工程師、科學家、電影明星、開飯店的,都不相輕乎哉?柏楊先生最近想裝一個小鐵窗,以防賊老爺光臨亂俘,當時就有三家鐵匠老闆,把對手貶得一文不值。巷口磨剪刀的老張,就沒把另一位打遊擊磨剪刀的老王放在眼裡,認為老王半路出家,是一個大大的外行,連刀刃的薄鋼都磨光啦,呼籲我們這一帶親愛的住戶,不要上當。

  古人曰:「同行是冤家。」「冤家」的情調,似乎比「相輕」要嚴重得多。可是正義之士卻不敢碰冤家,只敢鄉下佬吃柿於,專揀軟的捏。沒權的知識份子沒有保護自己的甲殼,只好被捏。被捏的結果是,「相輕」也就成了沒權勢知識份子的注冊商標,動不動都會有聰明才子,掀起蓋來讓大家瞧瞧。中國的藝術批評,包括文學批評,以及嚴格的批評態度,始終無法建立,原因全出在這個註冊上。你只要膽敢批評某一幅畫或某一部書,對方只要一句話就可一手遮天,先作心平氣和狀,然後悠悠歎曰:「這不過是文人相輕罷啦。」一切公論,全付落花流水,甚至還可能惹得一身膻腥。

  問題是,偏偏也有不相輕的。夫一個真正的作家——不是爐火中燒的作家——他實在沒有時間去輕視別人。然而在「無行」和「相輕」兩塊巨大的夾板之下,沒當官的知識份子,遂倒了八輩子黴,連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不敢碰一個石子,否則正義之士和文壇打手,前擊後攻,無不大敗。

  不過,時代已大大的不同,教育普及的結果,人人都成了知識份子。柏楊先生的一個朋友,老年喪妻,想找一位老伴,共度殘年。有些朋友建議他最好找一位不識字的婆娘,以免她閣下挑三嫌四,胡思亂想。朋友辛辛苦苦找了幾年,不得不悲哀地發現,要想找一個不識字的,可真不容易。這年頭連五六歲的娃兒,用注音字母寫起信來,都長篇大論。

  每一個人都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就特別不起來,不能構成一個階層。當官的知識份子既非榮耀不凡,不當官的知識份子就沒有資格被封為「文人」。在私人公司當繪圖員的博士,在計程車上當司機的大學生,你總不能說他們是文人吧。嗟夫,教習就是教習,作家就是作家,「文人」跟「進士」一樣,早已絕種,所以,這個法寶最好少祭,動不動就念念有詞的正義之士和文壇打手,就得先把自己的尾巴夾起來,才不會被別人踩得哇哇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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