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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不朽的教師典型

——我們應為張箭、鄭玉瑛建立銅像 　　社會上每一種正當的行業都是神聖的，不分軒輊，沒有等級。巷口那個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辦公桌後面肚子鼓鼓焉的傢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這個行業卻更神聖，因為教育培養出來的國民素質，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盛衰興亡。在吃人部落裡長大的朋友，你可別希望他把你撞了一個筋斗之後會說聲「對不起」；在國際物理學年會上，你也別希望看見一言不合，就抽出扁鑽的鏡頭。 　　很顯明的現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和德國的迅速復興。當時也，兩國一片廢墟，人民餓得雙眼冒出火星。卻忽然之間，暴發起來，銀子多得連銀行都裝不下，到處打聽別的國家要不要借錢。 　　一個國家能在廢墟中得復興，一個民族能在極度衰弱中茁壯，因素和條件太多啦，但最大的因素和條件卻不是因為他們擁有復興和茁壯的設備，而是他們擁有復興和茁壯的人才。假使當年同盟國老爺心懷叵測，把日本德國的專家學者殺了個淨光，恐怕它們現在還是一片廢墟。蘇聯和美國都是老精靈，打進了德國之後，就好像柏楊先生打進了珠寶店，先下手搶翡翠瑪瑙一樣，他們則是先下手搶科學家。於是乎不久之後，蘇俄「噗咚」一聲放了一顆人造衛星，據說美國總統先生當天晚上就尿了床，後來好不容易也發射了一個。報上就出現了一幅漫畫，「俄國衛星」和「美國衛星」在太空中相遇，握手言歡：「老哥，現在咱們可以說德國話啦。」 　　人才不是天上掉焉的，而是教育出來的。一個美國佬跑到歐洲一個小鎮上閒逛，問曰：「你們這裡有啥大人物出生乎？」父老答曰：「沒有，俺這裡出生的都是小孩。」這些小孩，將來可能成為一個科學家，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政治家，但也可能成為一個小偷、一個小官僚，或一個賣國賊。我們絕對不認為教育是萬能的，但我們認為教育是最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重要的。沒有教育，就沒有人才；沒有人才，就啥都沒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彈的秘密程式堆到柏楊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這個神聖工作的責任，幾乎全部落到教習身上。吾友俾斯麥先生在普法戰爭後，自豪曰：「德國的小學教習使德國獲得勝利。」我們不是說中學堂大學堂的教習不重要，而只是說小學堂的教習更重要，是他們打定了國家民族結實的基礎。即令美奐美倫的樓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德國一樣，被拆了個斷垣殘瓦，仍能夠迅速再蓋起來。 　　小學教習的重要，由於他們在潔白如紙的孩子們的心靈上，寫下的是永不能磨滅的痕跡，這痕跡往往影響孩子們的一生。可是多少年來，教習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師節那天固然熱鬧得有板有眼，實際上連發個慰勞金，官老爺還要一網打盡般地把教習集合起來，一一驗明正身。蓋官老爺相信教習們都跟柏楊先生一樣地詭計多端，如果不嚴刑峻法，定出紕漏。在這種情形之下，尊師重道也者，不過湯鍋喂鴨子，只看見一張嘴。 　　然而，小學教習無負于國。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發生石破天驚的慘案。花蓮縣鳳林鎮的山興國民小學堂跟鳳林鎮之間，隔著一條變化多端的花蓮溪。平常有一個草草搭成的便橋，山爆發一次，該便橋就被衝垮一次，而這次不知道啥時候又被衝垮啦，反正溪的兩岸住的都是三無牌——無權、無錢、無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說橋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沒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鳳林鎮的山興國民小學堂的教習：陳國義先生、林即時先生、張箭先生、鄭玉瑛女士、鐘美月女士、陳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樣，脫下鞋子，橫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漲，陳國義先生和林即時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滾了約二百公尺，總算命不該絕，勉強掙扎著爬出來。鐘美月女士和陳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對，趕快回頭。而可憐的張箭先生和鄭玉瑛女士，卻從此一去不返，等到人們再看一他們的時候，已是兩具屍體。悲夫！ 　　張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鄭玉瑛女士任教僅僅六天。張箭先生是鄭玉瑛女士的長輩，為了呵換晚輩，竟同歸於盡，而鄭玉瑛女士不過是暫時代課。這一對情同父女的教習，為了對孩子的愛心，為了盡到職責，他們每天涉水而過。報上說，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與腰齊。嗚呼，那是一個什麼場面，教習們每天一去一返，兩次都要雙手把鞋子和教科書舉到頭頂，踉踉蹌蹌在深水中試探著邁步。如果這是一個電影鏡頭，觀眾們會為他們的行為深切感動。 　　可是，卻從沒有人理會他們，從沒有人想到這一群國家牆角的石頭，任憑他們受苦受難，而他們也沉默得像牛一樣，對孩子、對教育、對國家，奉獻出他們的耕耘，沒有怨言，沒有呐喊，最後更壯烈而悲慘地奉獻出他們的生命。他們對國家付出的太多，國家對他們回報的太少。吾友甘迺迪先生曾曰：「我們不要問國家對我們做些什麼，要問我們對國家做些什麼。」這兩位教習已對國家做了些什麼，現在應該是我們問的時候啦，我們問：現在國家應該對這兩位死難的教習做些什麼？ 　　這意思不是說要官老爺為他們請一群和尚道士，念咒起死回生，而是說，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是可以購買的，只有一種東西購買不到，那就是對工作的愛心，和對所擔任的工作無比的熱情。死難的教習為中國教育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讀者老爺不妨環顧一些大學堂的教習，有幾個是認真在教學的乎哉。柏楊先生曾遇到過不少除了對教學沒興趣，對其他幹啥都有興趣的大學堂教習，忙著開會，急著當官，擠得頭破血流，惶惶不可終日。而就在荒村僻壤，卻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寶，真正的中華民族的教師典型。 　　死者已矣，而就在此時，山興國民小學堂才奉批准建立兩棟校舍——真是妙不可言，一條人命一棟屋。但總算有了兩棟，比繼續淹死人要好。但我們仍要建議的是，我們應該在溪流上修一條橋，並且為兩位死難的教師建立銅像，像美國人為在硫磺島上豎國旗四勇士建立銅像一樣。銅像應該是滾流中張箭先生絕望地用兩隻手拉著向下傾的鄭玉瑛女士。至於到底怎麼雕塑，自有雕塑大師做主。 　　死難的兩位元教習所顯示的正是中國教習為教育而犧牲的精神，正是我們日夜所宣傳、所盼望，以及中華民族前途所寄託的精神。這個尊嚴的銅像，將永垂不朽，永遠振動心弦。我們還建議這銅像應建立在教育部門口。現在教育部門口汽車倒不少，上星期柏楊先生去教育部找一位官老爺就幾乎被埋伏在花蔭深處的汽車撞了個四腳朝天，我想那些玩藝只能代表教育部的官老爺很闊，不能代表中國的教育成功。有兩位死難教習的銅像矗立在那裡，一則可使官老爺抬頭望明月，低頭思責任；一則也讓來賓（包括中國人和洋大人），對中國教習的愛心和責任心，留下深刻印象。那比弄一個錦旗獻獻，弄一個勳章紀念章掛掛，要意義深長得多也。 　　這建議不行的話（恐怕准不行，如果我是教育部長，那就准行啦），我就建議花蓮縣朋友，應該自己動手。死者有知，兩位教習在天之靈，從雲端下望，看見他們所愛的孩子們的天真面孔，聽到他們所愛的孩子們的歌聲，他們會圍繞著他們的銅像，為孩子們，以及孩子們的孩子們，向上蒼祈禱。 　　容我們再說一句，張箭先生和鄭玉瑛女士，不管有沒有銅像，你們是為教育、為孩子而犧牲。回想十月六日那一天，當芸芸眾生在歌舞昇平的時候，你們兩位卻涉著深到腰際的激流，前往學堂授課，使我們無地自容，你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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