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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撞大同盟

柏楊先生對於如何平安地通過馬路，一向有高深的研究，鐵路平交道旁的「停」「聽」「看」招牌，就是我奮鬥的目標。每逢帶著家人，或陪著朋友，要冒險犯難時，一定要再三再四地昭示小心小心，蓋據我的印象，如果一旦活活地被撞駕崩，仿效外交家的口吻：「借屍還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戒慎恐懼，夙夜匪懈。想不到自己卻首先以身試撞，而且是被一輛靠左逆行的車輛幹了一下，實在不能瞑目。 　　自從六月三日被撞，轉眼已一月有餘，北新路上靠左逆行的節目，依然如昔。這節目完全是特技鏡頭，馬路上正塵土四揚，眼花繚亂，只見一輛（有時候甚至二輛三輛）車英勇殺人重圍，刹科行人雞飛狗跳，正常行駛的車輛，則急刹車的急刹車，幹他老母的幹他老母，真是驚心動魄。所以如此的原因，北新路一段和北新路二段，快車道跟慢車道之間，有一條高堤線在焉，而快車道中央，也有一條高堤線在焉，車輛要想從右邊到左邊，往往前進大大一段，才能找到左轉彎的缺口，而慢車跟快車道之間的缺口和中央堤線的缺口，又往往前後參差，如果一定依照交通規則，就非要更前進大大的一段不可。與其浪費時間和浪費精力，膽大包天分子不知不覺就發揮了抄小路、走捷徑的傳統文化，逆流而上。 　　其實北新路不是唯一的恐怖路，臺北另外還有一條恐怖路，專欄作家森森先生在《中國時報》上曾指出辛亥路充滿了殺機，森森先生曰：「辛亥路的殺機，在於一般駕駛人，對行車道的白實線視若無睹，天天時時，都有駕駛人違規越過自實線，冒犯不得在右側超車的規定，硬是超車。私家車如此，計程車如此，大卡車大客車如此，水泥攪拌車也如此。駕駛機車的人更是左右突進，成了蛇行搶路的敢死隊。」 　　森森先生說，他每逢乘公共汽車經過辛亥路時，都情不自禁地捏一把汗。嗟夫，森森先生所見未免不廣，如果他有暇在北新路旁站上一站，恐怕用不著捏，汗就能流出一缸。森森先生是在辛亥路上壓死了一位大學生之後振臂呼籲的，柏老則是在北新路上挨了那麼一撞，才拉開嗓門嚷嚷，人地和事件的結局雖然不同，但悲從中來固一樣的也。而北新路上的那種「迎頭幹上」的表演，卻是辛亥路上所沒有的，看起來北新路的殺機更重。觀世音菩薩從靈山雷音寺下望，只見這兩條路上血跡斑斑，恐怕要喟然歎曰：「善哉，善哉，誰能救此一方生靈欽。」 　　若干時日前，一位從香港來臺灣參觀的英國警官，臨走時不但沒有硬著頭皮發表「敬慕中華文化」正義之聲，反而發了約翰脾氣，留下一封信給臺北警察局交通大隊，說了一大堆逆耳之言，對臺北交通秩序的亂七八糟，大表驚訝，尤其對斑馬線上行人沒有優先權，更是震駭。他強調曰：「只要行人踏上白線，天老爺的車輛都得停下來，讓行人先走。」有些發高燒的人常自說自話，說我們是「文化大國」。對於任何「大國」，我老人家都不反對，反正是自己往自己臉上抹粉，笑不笑權在別人，抹不抹權在自己。不過看情形「交通混亂大國」，倒是舉世公認，當之無愧。洋大人碰都不敢碰的斑馬線，我們根本沒瞧到眼裡。 　　北新路上車輛日夜不絕，連紅燈也都如同聾子的耳朵。而且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結果，還出現硬碰硬場面——靠右行駛者有之，靠左行駛者有之；快車到慢車道上行駛者有之，慢車到快車道上行駛者有之。主要的是，這種奇異的景觀，竟沒有人管。辛亥路上撞死的不過一個大學生，新北路上撞傷的不過一個寫雜文的糟老頭，五年之前，清華大學堂教習唐明道先生就是死在斑馬線上的，一律「活該」「活該」——這不是「交通混亂大國」是啥？ 　　遠在巴黎的無車階級，最近成立一個「全國交通工具使用者同盟」，向汽車挑戰。二十五個公共交通乘客團體，發佈聯合宣言說，步行的人、騎腳踏車的人、搭巴士的人，要求有優先使用道路的權利，用以對私家車和貨車濫用道路。法國的汽車密度，雖占歐洲第一位，但他們的交通秩序，也占歐洲第一位。如果換在中國，恐怕頌聲在道，偏偏法國佬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提出怨言。然而也可看出事件的重大，如果把臺北的交通秩序搬到巴黎，恐怕能逼出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儒家學派要求人們「溫柔敦厚」，對於車輛違法亂紀和別人血肉橫飛，絲毫無動於衷，連哼都不哼一聲，溫柔敦厚也算修到了家。 　　判斷一個國家是文明抑或野蠻，只要看他們的車輛對斑馬線、對紅綠燈的尊敬程度，馬上就可得到結論。一個國家的汽車摩托車如果隨便靠哪邊走都可以，如果視斑馬線如無物，視紅綠燈如無物，縱是寫兩火車引經據典、布面燙金的精裝巨書，都成不了文化大國。專欄作家李寒先生在《自立晚報》曾垂頭喪氣曰：「那位從香港來的警官提出的問題，在我們這裡可以說已經是老掉了牙的問題。十幾年來，隨著車輛的增多，問題越來越嚴重，儘管輿論批評，人民呼籲，而主管當局始終拿不出一套解決辦法，以致弄得人車爭道，行人沒有走路的權利，只有大小車輛橫衝直撞的權利，這是機械文明帶給落後地區的困擾。縱然我們自詡文化高妙，但交通主管的作風是落後的，駕駛人的觀念更是落後。享受著文明的恩物，卻有不文明的應用方式，實在為文明羞。」 　　柏楊先生再加上一句：「實在為中國人羞。」夫交秩序的維持，比不得登陸月球，斷送老命也搞不出來，而只僅僅要求車輛尊重斑馬線，尊重紅綠燈，嚴格地靠法定的一邊行駛，可以說是天下最最簡單的事，而我們卻做不到。血淋淋的「屍諫」沒有用，洋大人的訓海沒有用，輿論呼籲更不如一屁，反正是束手無策。洋大人常用侮辱性的言詞，指稱我們沒有治理一個現代化國家的能力。關於這個指稱，我們不敢插嘴，但有一點卻是證據確鑿，我們沒有建立交通秩序的能力。 　　在我們這些不太靈光的小民腦筋裡，硬是認為把交通納入常規，實在是易如反掌，兩個字就能解決一切，曰：「重罰」。新加坡就有重罰的規定，車輛如果在斑馬線上撞死人，那是唯一死刑。這條法律的結局是，新加坡車輛的屁股上，都傷痕累累，蓋在斑馬線前緊急地刹車，後面的車猝不及防，只好一撞。雖然如此，並沒有糾紛，撞傷了車可以修補，撞死了人卻修補不起來也。 　　交通秩序不僅車輛要遵守，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規不是專門管理車輛的，同時也管理行人。那種悠悠忽忽的農業社會老漢，也是一害。新加坡規定，行人如果在陸橋下過馬路，撞死啦等於白撞死，誰教你不走陸橋。而四歲以下頑童在馬路上撞死，司機老爺不但沒事，頑童的監護人老爹老娘老啥之類，要被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於是有些傢伙雖死了孩子，卻連屍體都不敢從領，來一個揮淚逃亡。這在臺北准被醬蘿蔔認為不近人情，但不近人情的結局卻是頑童的安全獲得保障，正是政府立法者的大慈大悲。 　　凡是去過東西番邦的人士，對洋大人遵守交通秩序的美德，無不嘖嘖稱讚。豈是洋大人從娘胎裡生下來就比中國人高一等乎？吾友虞和芳女士告曰：「洋大人只不過被罰怕了罷啦。」虞和芳女士住在德國慕尼克，有一天，半夜開車到近郊，遇到紅燈，看看沒人，就犯了中國人的老毛病，只稍微一頓，就沖了過去。想不到被附近一家該死的德國佬看見，第二天，一張罰款單頒發下來，害得她閣下三天都沒吃飯，從此她開車就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重罰」，只有重罰——當然是公正的重罰——才是治療交通混亂的特效藥，其他任何辦法都不過是轉移陣地的胡扯八拉。你不是靠左亂幹乎？好吧，銀子一萬兩。你不是闖斑馬線、闖紅燈乎？好吧，銀子五千兩。罰的必須超過他所能負擔的——再大的大亨，第一次罰他美金十萬，第二次罰他美金一百萬，第三次罰他美金一千萬，依此類推，他也受不了。也就是說，只要厲行使他心如刀割的重罰，交通秩序就能正常。這點小事似乎不必重金禮聘洋大人親自站崗，如果連這一點能力也沒有，而仍有臉皮瞎扯談，我們就沒啥好說的，只好仿效法蘭西那一套，無車的窮朋友聯合起來，組織一個「誓死反對被撞大同盟」，自己動手，爭取過馬路時的生存權利——可不是爭取優先權利，小民可沒這個膽，能爭取到不被撞死的權利，就心滿意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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