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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樣回答嗎？(3)

　　李濟先生當年在河南安陽，親自參與挖掘古物出土，結果被人誤當作幹活的粗人的經驗，使他說了上面一段話。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帶，做民俗、歌謠、語言的研究工作時，由一位乞丐帶著他深入民間，到處尋訪。他曾經用一個製錢換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圍繞在他四周的中國孩子，交換俚語。而當地的人，對他這種行徑，視做怪誕，甚至把他當作一個瘋子。所以，司神父覺得中國人的學問，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架空。

　　「另外，阻礙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觀念，」司神父繼續他的話，「中國的法律，從很早開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觀念只有一種，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觸犯了法律，應接受什麼樣的刑罰。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天生下來自己有什麼權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了刑案，得受什麼處罰。這二者相輔相成，既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所以，人民對法律產生重視和遵守的心理。

　　「反觀中國，在西化之前，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毫無概念，甚至連一己的性命，都認為是君王所賜，更遑論其他。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勢假道德之名行使統治，領導階層稱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現代法治的觀念，這是基本上很大的錯誤。

　　「在這種單軌法律統治之下，中國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規則。所以，對法律只有產生畏懼、逃避，甚至枉法、違法，基本上是因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緣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斷語：「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孔子那個時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論，完全沒有立足餘地。」停了一會，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繼續說：

　　「一個國家在上述那種單軌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兩代就能改變，因為人民一下子還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這實在是歷史文化累積的結果。譬如，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對民主毫無概念。」

　　「我們已有選舉和立法機構。」我說。

　　「世界上沒有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是民主國家。所以，雖然有選舉和立法機構等民主的外形，卻沒有實質，」司神父說，「民主是現代化國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須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國民。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樣去奮鬥、爭取，不是只坐著等政府來改善。我最常聽到中國人民對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沒有辦法！』對空氣污染如此，對交通紊亂也如此，一切都『沒有辦法！』」

　　司神父感慨的說：「歸根究底是，中國人民並不真的想改善！」

　　「請你再說說，」我說，「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難、專制、腐敗、戰爭、貧窮、外侮、內亂，層出不窮，是不是這些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且，世界上別的國家受難之後，很快能復興，為什麼中國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湧，情感澎湃，表現出他對中國觀察之深，對中國人寄望之殷。聽到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口氣提出了下面幾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復興得慢，起碼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人只有家的觀念，沒有國的觀念，中國人的美德、忠誠、愛心、保護力，都以家為目標，一切努力，到此為止。

　　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是一部收稅的機器，也是一部剝削人民的機器。因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過活，他本身是這部機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這部機器的被剝削者，他沒有辦法抗拒剝削，變成一種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

　　「你會不會太悲觀了一點？」我問：「你不覺得我們在進步？」

　　「也許是有點悲觀，但大致上說來，我覺得中國進步得太慢。至少，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變，」司神父心情沉重，說，「中國有些在上層領導的人物，本身是個好人，可是，他們就是不懂別人是怎麼活的。這種上下層人物不能溝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從貧窮出身，但，一旦當權之後，不但不再設身處地，站在原來自己那個階層發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認為窮人是懶惰、活該。」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個例證，提明中國人很怕面對自己的弱點。他從書架上拿出一迭資料，翻出一篇臺北一位名詩人楊君的詩，拿給我看。「我知道他，楊君是他寫詩的筆名，他姓王，曾經在台大……」我的話未完。

　　「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寫給我的詩：《獻給一位比利時漢學家》。因為，他當時需要一份教職，要我介紹他到華盛頓大學任教，本來他對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課堂上講授詩歌，他的學生對他的講法有疑問，轉來請教我，而我的講法和他有所抵觸，從此，他就不再理我了。這次在我來臺灣之前，曾寫信給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詩人楊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麼，使我覺得他以前的獻詩是一種偽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說，一面摩挲著楊君寫給他的詩，我接過來，看到詩句中說：

　　你看到每棵樹都在長大繁榮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著護衛著

　　我感覺得到，這位曾經受過司神父推薦的中國詩人楊君，已經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的說：

　　「我們再來談國家問題吧。」

　　第二，中國文明發展到清初，達到了極點，自以為四海之內，唯我獨尊，閉鎖的心態使中國對外來的一切，毫無心理準備去接受，老大與僵固，封鎖了中國人向外學習的能力。

　　第三，中國人被船堅炮利的事實說服，發現必須向西方吸收科技時，中國在內政上矛盾與衝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學習科技的主張上，也缺乏一套統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較，日本可就有計劃得多。他們一旦認定這是生存之道，馬上選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親眼看到那時被派到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司神父說，「有些資質不好，通不過考試，被學校淘汰，卻從此居留下來，中國政府沒有想辦法更換。日本則不然，日本在選派人才時，十分嚴格甄選，一旦在外成績不佳，馬上另派人來替換，而且，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國建設。中國的留學教育，就缺乏這樣一套有效的辦法。」

　　第四，中國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色列人則還擊力（fight　back）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扎，要對方付出代價。中國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話，一筆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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