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柏楊 > 醜陋的中國人 | 上頁 下頁
你這樣回答嗎?(2)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於「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音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臘人的人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個字kalos,是『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是『和』的意思。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kalos K'agathos,美與善合一。善,存在於理中,美,表現在音樂裡,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

  我靜靜地聽著。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只是虛禮——面子,『理』則受到壓抑,不能伸張。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開始得到萌芽。」

  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春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中國人沒有史詩(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中國人的詩,常常只寫一己、一時、一地的感受。詩意(image)雖美,但只注重個人,不著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即使寫,也只是用來烘托個人的感受,更不要說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詩。」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只是發現這個現象。也許你可以告訴找,中國人為什麼輕視這些?」

  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那句話上:「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久久不去。使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我們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會兒,終於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上我們的碗筷。她的動作,嫺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後,指著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

  「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骯不骯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平時,常聽到有人說:

  「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

  這類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著多少醬油污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裡,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於是我問:

  「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並沒有不同,」司神父簡潔的說,「中國人常常喜歡自負的說,中國語言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態度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的態度一樣,其實,這是膚淺、幼稚的說法。」

  「中國語言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我說,「名詞沒有單數、多數之分,不是和西方語言不同嗎?」

  「那只是表達方式不同,並不是語言系統、思考邏輯上的不同。例如:中國人用『過』『了』,表示時態,用『兩個』『三個』表示數量,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時態或數量觀念。中國人可以用語言,把思想表達得非常精確。問題關鍵在,中國人想不想表達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達清楚,他就可以表達得很模糊。」

  「請作進一步說明。」我請求。

  「中國語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詞,英文卻絕對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講不清楚,也可以用語言使別人誤會,」司神父說:「中國人在語言上,並不特殊,我認為真正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學,那裡面有中國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現在研究自己文學的中國人,偏偏拿中國的文學來和西方文學並論,用西方人研究文學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用這個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說,語言只是傳達觀念的工具,觀念差異,言語就有差異,是嗎?」我問。

  司神父同意的點點頭。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態最大?」我接著問。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

  「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學者,往往是手拿釘錘、斧頭的人。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實驗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力,精於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因為,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高級知識份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機器的發明與運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階段,大大的阻礙了知識的發展。」

  我承認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特徵。

  「身居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高高在上,和大眾生活脫節,知識的斷層,使中國人思考與行為分家,嚴重的妨礙中國社會的進步。」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說:

  「其實,以上這個見解,是李先生說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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