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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骨頭的中國人


  ⊙執筆者王亦令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洛杉磯《論壇報》。
     一月十六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一月二十一日紐約《華語快報》。

  拜讀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長文,心中有氣,不得已於言者。

  這百年來的中國人真是很苦、很可憐,而且每下愈況。先有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那倒還不太離譜,不管其主張切實可行與否,至少其心目中還維持一個中國之「體」。後來不對了,慢慢地「體」也不要了,只恨爹娘給了自己一頭黑髮、一副黃的臭皮囊,洗又洗不掉,扔也扔不了,遂興「月亮也是外國圓」之歎,一味以罵爹罵娘罵祖罵宗為能事;所謂「五四」傳統,即此是也。這還是幾十年前的情況,比起現在還算好的;那時只是外國月亮圓,還沒有到達外國屁也香的程度。這是由於那時的交通資訊沒有現在發達,無法對洋人亦步步趨;如今則消息便捷,立竿見影。於是,人家美國人自稱「醜陋」,日本人自稱「醜陋」。馬上就有中國人緊跟,振振有詞地以「醜陋的中國人」為題,撰寫宏文。

  所有這些肆意駡街的中國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幾十年前那些高唱「打倒」、自詡「進步」的「五四人」,都是以愛國愛民為己任的大作家。他們或廢名,或廢姓,或以對中國傳統刻骨仇恨的「家」「春」「秋」來揚名立世,有意無意地為日後馬列主義紅色江山,做了思想宣傳的鋪路工作。中國老百姓這三十多年的禍害,實在是六十年前那批時髦文人種的根。如今又出了一位柏楊先生,也是號稱非常愛民的大作家,他把五四傳統發揚光大,先是大喊「醬缸文化」,繼而詆毀「醜陋的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我有很多缺點錯誤,甚至大錯大誤,但是我絕不醜陋,更不承認中國人一概都醜陋。柏楊不知道算不算是中國人,如果還算是中國人,那他要承認自己醜陋,這是他的自由,可別硬拉別人陪他。

  我不同意《醜陋的中國人》一文的主旨和基調,但並不是說全文一無是處。也有幾句話是對的,例如柏楊認為:「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盼望中國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以上一段話,我認為很對,尤其那句:「只要人民幸福」云云,我贊成之極。可惜這幾句正言讜論,並非全文主旨,其主旨是說中國人醜陋,這是我所絕不接受的。

  通讀其全文,中國人究竟有什麼醜陋呢?柏楊倒並非空言無物,他拉拉扯扯堆砌了許多實例,證明中國人:「髒、亂、吵、窩裡鬥。」我相信柏楊不會造謠吧,但即便如此,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世界上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是百分之百不吵鬧、沒有窩裡鬥的?美國嬉皮髒不髒?紐約的地鐵亂不亂?美歐日本的政壇上,大吵大鬧、勾心鬥角的醜事還少嗎?哪個角落沒有窩裡鬥?按照柏楊的邏輯,應該把這題目正名為「醜陋的人類」。

  最最荒唐的是,連中國人嗓門大,也被柏楊一本正經舉出來,作為中國人「醜陋」的佐證。誠然,入國隨風,入境問俗,凡是來到美國的中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應改正在中國時大聲說話的習慣,盡力仿效那些有教養的美國上層人士,講話細聲細氣,甚至在電話筒上也輕微得像蚊子叫。這是必要的。但即使有人一時改不掉舊習慣,也不算什麼大不了的罪惡,怎麼就扯得上是「醜陋」呢?即此一端,可見這位柏楊先生內心對中國人憎惡到什麼程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為什麼一位一貫自稱是——同時也被李黎女士恭維是——愛國愛民的大作家,會如此處心積慮地,用種種東拉西扯的瑣碎現象,來詆毀自己的同胞呢?我無緣面晤其人,根據李黎女士的面訪紀實,也許柏楊真有一顆赤子之心,真是很愛中國,真有恨鐵不成鋼之心,發而為聲,就成為怨天尤人的沖天惡氣,於是悻悻詛咒不已。其根本原因,在於柏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偏離正軌,誤入歧途,也許被他自己胡謅的「醬缸文化」,迷糊了心竅,被他自己培養的「病毒」,麻痹了神經。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有王道,有霸道,有仁義道德,有男盜女娼,有正心誠意,有風花雪月,無論哪一方面,都是登峰造極,而且五花八門,什麼都有,莫說你要在中國文化中專找「醬缸」和病毒,即使要專找糞缸和細菌,也能找得出來。你若據此斷言中國文化就是糞缸和細菌,那也無損于中國文化,只說明你這個人臭不可聞和不可救藥而已。

  即以同一部《資治通監》而論,有些人讀了可以學會治國平天下的方法,毛澤東讀了則豐富其整人坑人的毒辣手段,連史達林也搞不過他。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就類似於此,像一個鋒利的刀子,看你用不用它和如何用它,你可以用來治病救人,也可以用來殺人,當然也可以用來自殺。所以,任何人如果蓄意走偏鋒,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醬缸」和病毒,至少可以患濾過性病毒的,不是中國文化,而是這位走偏鋒的作家本人。

  我尚未拜讀《柏楊版資治通監》,也不想拜讀。因為,我相信,憑他這種「打倒一切,罵倒一切」的「五四」「紅衛兵」的心態,譯解《資治通監》,不可能不大走其樣。我對司馬溫公是五體投地的。他的《資治通監》,教導人君何以治國,教導人臣何以從政,甚至教導平民百姓何以處富貴,何以處貧賤,邦有道如何自處,邦無道又如何自處。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裡,認認真真把《資治通監》研究一下,確實受用不盡,最起碼不至於坐國民黨的牢或者戴共產黨的帽。

  附帶講幾句題外的話。近百年來,由於中國的政治黑暗,文人作家被槍斃者有之,被長期關在牢裡者有之,被戴帽子者更有之,這當然是政府當局的天高地厚。人們出於對暴政的鄙棄,就對暴政的反對者因同情而崇敬,彷佛坐過牢或戴過帽子的人,頭上都自然出現一層光圈。

  但我認為不然,至少不能一概而論。古往今來,有些牢獄之殃和殺身之禍,是值得尊敬的,例如古代甘冒斧鉞之誅而秉筆直書的史臣,以及近代不畏權貴而揭露孔宋豪門的新聞記者,這些人的殺頭和坐牢,當然有意義、有價值,令人肅然起敬。至於那些李大釗、胡也頻之流的「烈士」,我認為死不足惜;那些王亦令之流的「右派」,我認為咎由自取。儘管政府當局製造這些「烈士」和「右派」,完全是無法無天的暴行和虐政;但對這些受害者本人而言,其取禍僅是有損於己,並無益於生民,一句話,苦頭吃得沒有名堂,活該。

  基於這個道理,我認為柏楊先生開口閉口坐了九年另多少天的牢,彷佛牢獄是他鍍金之地一樣,實在大可不必。要照柏楊這個邏輯,寶島上有位元文人,比柏楊更了不起,他坐牢出來後,至今仍在島上搖筆桿大罵,絲毫不減鋒芒,照樣是祖宗十八代的罵。但在我看來,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呢?充其量,亡命文人而已。

  最後,歸納為一句話:中國人,醜陋則未必,但中國人內確不乏賤骨頭。

  ——甲子冬寫於美國加州棲雲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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