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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賤骨頭的中國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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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者王亦令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洛杉磯《論壇報》。 一月十六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一月二十一日紐約《華語快報》。 拜讀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長文，心中有氣，不得已於言者。 這百年來的中國人真是很苦、很可憐，而且每下愈況。先有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那倒還不太離譜，不管其主張切實可行與否，至少其心目中還維持一個中國之「體」。後來不對了，慢慢地「體」也不要了，只恨爹娘給了自己一頭黑髮、一副黃的臭皮囊，洗又洗不掉，扔也扔不了，遂興「月亮也是外國圓」之歎，一味以罵爹罵娘罵祖罵宗為能事；所謂「五四」傳統，即此是也。這還是幾十年前的情況，比起現在還算好的；那時只是外國月亮圓，還沒有到達外國屁也香的程度。這是由於那時的交通資訊沒有現在發達，無法對洋人亦步步趨；如今則消息便捷，立竿見影。於是，人家美國人自稱「醜陋」，日本人自稱「醜陋」。馬上就有中國人緊跟，振振有詞地以「醜陋的中國人」為題，撰寫宏文。 所有這些肆意駡街的中國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幾十年前那些高唱「打倒」、自詡「進步」的「五四人」，都是以愛國愛民為己任的大作家。他們或廢名，或廢姓，或以對中國傳統刻骨仇恨的「家」「春」「秋」來揚名立世，有意無意地為日後馬列主義紅色江山，做了思想宣傳的鋪路工作。中國老百姓這三十多年的禍害，實在是六十年前那批時髦文人種的根。如今又出了一位柏楊先生，也是號稱非常愛民的大作家，他把五四傳統發揚光大，先是大喊「醬缸文化」，繼而詆毀「醜陋的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我有很多缺點錯誤，甚至大錯大誤，但是我絕不醜陋，更不承認中國人一概都醜陋。柏楊不知道算不算是中國人，如果還算是中國人，那他要承認自己醜陋，這是他的自由，可別硬拉別人陪他。 我不同意《醜陋的中國人》一文的主旨和基調，但並不是說全文一無是處。也有幾句話是對的，例如柏楊認為：「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盼望中國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以上一段話，我認為很對，尤其那句：「只要人民幸福」云云，我贊成之極。可惜這幾句正言讜論，並非全文主旨，其主旨是說中國人醜陋，這是我所絕不接受的。 通讀其全文，中國人究竟有什麼醜陋呢？柏楊倒並非空言無物，他拉拉扯扯堆砌了許多實例，證明中國人：「髒、亂、吵、窩裡鬥。」我相信柏楊不會造謠吧，但即便如此，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世界上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是百分之百不吵鬧、沒有窩裡鬥的？美國嬉皮髒不髒？紐約的地鐵亂不亂？美歐日本的政壇上，大吵大鬧、勾心鬥角的醜事還少嗎？哪個角落沒有窩裡鬥？按照柏楊的邏輯，應該把這題目正名為「醜陋的人類」。 最最荒唐的是，連中國人嗓門大，也被柏楊一本正經舉出來，作為中國人「醜陋」的佐證。誠然，入國隨風，入境問俗，凡是來到美國的中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應改正在中國時大聲說話的習慣，盡力仿效那些有教養的美國上層人士，講話細聲細氣，甚至在電話筒上也輕微得像蚊子叫。這是必要的。但即使有人一時改不掉舊習慣，也不算什麼大不了的罪惡，怎麼就扯得上是「醜陋」呢？即此一端，可見這位柏楊先生內心對中國人憎惡到什麼程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為什麼一位一貫自稱是——同時也被李黎女士恭維是——愛國愛民的大作家，會如此處心積慮地，用種種東拉西扯的瑣碎現象，來詆毀自己的同胞呢？我無緣面晤其人，根據李黎女士的面訪紀實，也許柏楊真有一顆赤子之心，真是很愛中國，真有恨鐵不成鋼之心，發而為聲，就成為怨天尤人的沖天惡氣，於是悻悻詛咒不已。其根本原因，在於柏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偏離正軌，誤入歧途，也許被他自己胡謅的「醬缸文化」，迷糊了心竅，被他自己培養的「病毒」，麻痹了神經。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有王道，有霸道，有仁義道德，有男盜女娼，有正心誠意，有風花雪月，無論哪一方面，都是登峰造極，而且五花八門，什麼都有，莫說你要在中國文化中專找「醬缸」和病毒，即使要專找糞缸和細菌，也能找得出來。你若據此斷言中國文化就是糞缸和細菌，那也無損于中國文化，只說明你這個人臭不可聞和不可救藥而已。 即以同一部《資治通監》而論，有些人讀了可以學會治國平天下的方法，毛澤東讀了則豐富其整人坑人的毒辣手段，連史達林也搞不過他。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就類似於此，像一個鋒利的刀子，看你用不用它和如何用它，你可以用來治病救人，也可以用來殺人，當然也可以用來自殺。所以，任何人如果蓄意走偏鋒，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醬缸」和病毒，至少可以患濾過性病毒的，不是中國文化，而是這位走偏鋒的作家本人。 我尚未拜讀《柏楊版資治通監》，也不想拜讀。因為，我相信，憑他這種「打倒一切，罵倒一切」的「五四」「紅衛兵」的心態，譯解《資治通監》，不可能不大走其樣。我對司馬溫公是五體投地的。他的《資治通監》，教導人君何以治國，教導人臣何以從政，甚至教導平民百姓何以處富貴，何以處貧賤，邦有道如何自處，邦無道又如何自處。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裡，認認真真把《資治通監》研究一下，確實受用不盡，最起碼不至於坐國民黨的牢或者戴共產黨的帽。 附帶講幾句題外的話。近百年來，由於中國的政治黑暗，文人作家被槍斃者有之，被長期關在牢裡者有之，被戴帽子者更有之，這當然是政府當局的天高地厚。人們出於對暴政的鄙棄，就對暴政的反對者因同情而崇敬，彷佛坐過牢或戴過帽子的人，頭上都自然出現一層光圈。 但我認為不然，至少不能一概而論。古往今來，有些牢獄之殃和殺身之禍，是值得尊敬的，例如古代甘冒斧鉞之誅而秉筆直書的史臣，以及近代不畏權貴而揭露孔宋豪門的新聞記者，這些人的殺頭和坐牢，當然有意義、有價值，令人肅然起敬。至於那些李大釗、胡也頻之流的「烈士」，我認為死不足惜；那些王亦令之流的「右派」，我認為咎由自取。儘管政府當局製造這些「烈士」和「右派」，完全是無法無天的暴行和虐政；但對這些受害者本人而言，其取禍僅是有損於己，並無益於生民，一句話，苦頭吃得沒有名堂，活該。 基於這個道理，我認為柏楊先生開口閉口坐了九年另多少天的牢，彷佛牢獄是他鍍金之地一樣，實在大可不必。要照柏楊這個邏輯，寶島上有位元文人，比柏楊更了不起，他坐牢出來後，至今仍在島上搖筆桿大罵，絲毫不減鋒芒，照樣是祖宗十八代的罵。但在我看來，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呢？充其量，亡命文人而已。 最後，歸納為一句話：中國人，醜陋則未必，但中國人內確不乏賤骨頭。 ——甲子冬寫於美國加州棲雲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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