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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缸文化(1)

⊙執筆者朱正生先生。 　　⊙文載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紐約《北美日報》。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這是宋神宗時代實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1021～1086）的名言。這位政治家恐怕是秦漢以後，盛唐以降的第一個不願固守傳統，而敢於向歷史祖宗提出挑戰的人。我們中華民族從宋朝起，就國勢轉衰，到了十九世紀，終於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機。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我國知識份子才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古老文化的問題。從清季文華殿大學士理學名臣倭仁，於一八六七年反對人士接受西學的言論算起，關於中國文化的論爭，斷斷續續已鬧了一百多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中西文化矛盾中所引起的一場激變。 　　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眾，民性之勤，智慧之高，竟一再受制於外國。自鴉片戰爭之後一百年來，幾至亡國滅種，豈非咄咄怪事，令人大惑不解？凡有血性的中華兒女，無不為此潛心探索，因悉我國積弱如此，無非種因于文化。在無數向中國傳統文化挑戰的人士中，我們最熟悉的，前有魯迅、胡適，後有柏楊，他們眼見社會道德的墮落，政治觀念之落伍，學術文化之萎縮，一致針貶時弊，痛詆我們祖先所遺留下來的世故、功利、權詐、諂諛、泥古、保守、作偽的傳統文化。我們就拿柏楊來說吧！這位以雜文名聞天下的作家，著作等身，除了若干文藝小說而外，計有短篇雜文《柏楊選集》十輯，《柏楊隨筆》十輯，以及諷刺小說《古國怪遇記》《打翻鉛字架》二集。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嘻笑怒駡、刁鑽靈活的筆法向目前中國社會中的畸形道德和醜惡人性，展開無情的攻擊，吸引了無數像孫觀漢先生、寒霧小姐這樣忠實的讀者。這個「糟老頭」的基本出發點卻是「我愛吾國，愛之切，故責之也苛」。他一方面是不滿現狀，而另一方面又恨鐵不成鋼，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深感嘆惜！ 　　中國人的暮氣、保守、迷信、愚昧、欺詐、鄉願、貪污、奴顏、畏縮、虛榮、勢利、淫亂、嗜殺等等惡劣的習氣和人性，是多方面的，很難一語予以概括；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心不振、道德沒落的現象，往往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或直接從我們的祖先手裡遺傳下來。魯迅先生把中國人那種變態的精神上的存儲反應，統稱之為「阿Q精神」。李宗吾先生從我國官場，悟到了一種「厚黑哲學」，教人臉厚如城牆，心黑像鍋底，曾在生活艱苦的抗戰期中，膾炙人口，人人樂為傳誦。現在我們的柏楊先生對上面這些林林總總，積非成是的盤古文化，無以名之，統而稱之為「醬缸文化」。 　　醬和黴豆腐一樣，都是我國農村裡最常見常吃的食物。二者的製作都是經過醱酵生黴的化學作用而成。因為具有以毒攻毒的自我防腐作用，這兩種食物都很容易保藏，無論冬冷夏暖，都可經久不壞（實際是：本身已腐爛到了極點，根本無從壞起）。黴豆腐是吃稀飯用的一道好菜。至於醬，它的用途就更多了，醬可以做成甜麵醬、辣椒醬，下飯調味都可以。當我們把黃瓜、蘿蔔、生薑，放在醬裡泡一個時期，這些東西就原味盡失，而成了醬瓜、醬蘿蔔、醬生薑等等所謂的醬菜。這些蔬菜成了醬菜之後，也就與醬一樣容易保存，經久不壞了。不過，無論醬和菜，畢竟是中國民間的窮辦法，在肉類價格奇昂，新鮮蔬菜不能終年常有的情況下，只好以醬、醬菜、黴豆腐、鹹菜、梅乾菜等家常菜來下飯。反正中國人一向米麵是主食，其他的東西都是次要的。話雖是這樣說，像醬這種東西，偶爾吃一點是可以的，如果以此為主，長期的吃，任何人都會倒盡胃口。筆者是有過親身經歷的人。在抗戰時期上學，每次從家帶去的菜，以醬菜為最多，到後來吃得一嗅到那股醬味就怕了。 　　說完了醬的特性，聰明的讀者就不難理解柏楊先生為什麼把中國的古文化稱為「醬缸文化」的道理了。醬缸裡面所存儲的東西，固然不全是一無是處的渣滓，但其內容之陳腐污濁，則是一定不易的。柏楊先生在《猛撞醬缸集》中劈頭就下了一個定義：「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也。也就是一個被奴才統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斲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柏楊先生對於「醬缸文化」深痛惡絕，成見越來越深，久之他乾脆把這個渾沌的醬缸看作是一個垃圾坑，把一切有惡名的東西統統往裡丟，像目前中共把四人幫看作一切罪惡根源一樣，凡是現在要拋棄的東西，統統歸咎於四人幫或四人幫所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倒也痛快淋漓、乾脆俐落。 　　世界上有兩個大醬缸，一是位於亞洲大陸西南角的印度，也就是古代的天竺，或唐僧去西天取經的地方。一是東瀕太平洋，南臨南海，西迄昆侖山、喜馬拉雅山脈，北接西伯利亞的中國。印度醬缸裡面盛的是逃避人生現實的印度教文化；中國醬缸裡面所裝的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定于一尊的「固有文化」，這兩個古老的國家，同是地廣人眾，但都將國之不國，民無死所，其貧窮為世界之最，弄得差一點都被自己的文化所埋葬。不幸的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封閉，中國向來與廣闊的世界隔絕，既沒有外交，也沒有通商；別人的文化不易流入，我們自己也不屑接受。從外國傳來而能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東西，沒有別的，只有麻醉人心的佛教。又由於華夏民族的夜郎自大，一向把自己尊為天朝，凡中國以外的地方都視為藩屬或蠻夷之邦。對付這些文化較低的民族，不是剿，就是撫，可說因應自如，遊刃有餘。可是，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情形就大大地不同。因為這時候到東南亞來找麻煩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已往的匈奴、羯、氐、羌、鮮卑、蒙古、倭寇等「異類」可比。我們雄踞海港，炮鎮要塞，而那些來自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碧眼兒，竟能從幾千裡外的海洋上，坐著船，裝著炮，把我們岸上以逸待勞的上國水師和陸師，打得落花流水，俯首稱臣，天下竟有這種窩囊的事！這才真把那些滿大人搞糊塗了。筆者每讀史書，以今視昔，猶感大惑不解，悲憤莫名。 　　民族與民族的競爭，猶之於個人與個人的競爭，最足以一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文化高低。原來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方世界已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世界仍停滯於中古時代；我們的祖先還熱中于小腳、辮子、太監、姨太太，和鴉片煙，西方的科技於十八世紀中葉，已開始製造堅船利炮，已經利用機器從事生產和運輸，而我們的農業、工業、軍事，還都停留在唐宋時期，文人或知識份子還在那裡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我們實在太落伍了！天朝中國，又焉有不敢不亡之理！而後有識之士尋根究底，漸漸看出我們的問題出在傳統文化上面，可是偏偏有些冬烘先生執迷不悟，掛起「衛道」旗幟，不脫孔孟的奴性，披著道統的外衣，宣傳儒教。其實，我們的「本位文化」簡直已成為一個大糞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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