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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缸文化(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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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者朱正生先生。 ⊙文載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紐約《北美日報》。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這是宋神宗時代實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1021~1086)的名言。這位政治家恐怕是秦漢以後,盛唐以降的第一個不願固守傳統,而敢於向歷史祖宗提出挑戰的人。我們中華民族從宋朝起,就國勢轉衰,到了十九世紀,終於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機。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我國知識份子才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古老文化的問題。從清季文華殿大學士理學名臣倭仁,於一八六七年反對人士接受西學的言論算起,關於中國文化的論爭,斷斷續續已鬧了一百多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中西文化矛盾中所引起的一場激變。 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眾,民性之勤,智慧之高,竟一再受制於外國。自鴉片戰爭之後一百年來,幾至亡國滅種,豈非咄咄怪事,令人大惑不解?凡有血性的中華兒女,無不為此潛心探索,因悉我國積弱如此,無非種因于文化。在無數向中國傳統文化挑戰的人士中,我們最熟悉的,前有魯迅、胡適,後有柏楊,他們眼見社會道德的墮落,政治觀念之落伍,學術文化之萎縮,一致針貶時弊,痛詆我們祖先所遺留下來的世故、功利、權詐、諂諛、泥古、保守、作偽的傳統文化。我們就拿柏楊來說吧!這位以雜文名聞天下的作家,著作等身,除了若干文藝小說而外,計有短篇雜文《柏楊選集》十輯,《柏楊隨筆》十輯,以及諷刺小說《古國怪遇記》《打翻鉛字架》二集。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嘻笑怒駡、刁鑽靈活的筆法向目前中國社會中的畸形道德和醜惡人性,展開無情的攻擊,吸引了無數像孫觀漢先生、寒霧小姐這樣忠實的讀者。這個「糟老頭」的基本出發點卻是「我愛吾國,愛之切,故責之也苛」。他一方面是不滿現狀,而另一方面又恨鐵不成鋼,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深感嘆惜! 中國人的暮氣、保守、迷信、愚昧、欺詐、鄉願、貪污、奴顏、畏縮、虛榮、勢利、淫亂、嗜殺等等惡劣的習氣和人性,是多方面的,很難一語予以概括;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心不振、道德沒落的現象,往往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或直接從我們的祖先手裡遺傳下來。魯迅先生把中國人那種變態的精神上的存儲反應,統稱之為「阿Q精神」。李宗吾先生從我國官場,悟到了一種「厚黑哲學」,教人臉厚如城牆,心黑像鍋底,曾在生活艱苦的抗戰期中,膾炙人口,人人樂為傳誦。現在我們的柏楊先生對上面這些林林總總,積非成是的盤古文化,無以名之,統而稱之為「醬缸文化」。 醬和黴豆腐一樣,都是我國農村裡最常見常吃的食物。二者的製作都是經過醱酵生黴的化學作用而成。因為具有以毒攻毒的自我防腐作用,這兩種食物都很容易保藏,無論冬冷夏暖,都可經久不壞(實際是:本身已腐爛到了極點,根本無從壞起)。黴豆腐是吃稀飯用的一道好菜。至於醬,它的用途就更多了,醬可以做成甜麵醬、辣椒醬,下飯調味都可以。當我們把黃瓜、蘿蔔、生薑,放在醬裡泡一個時期,這些東西就原味盡失,而成了醬瓜、醬蘿蔔、醬生薑等等所謂的醬菜。這些蔬菜成了醬菜之後,也就與醬一樣容易保存,經久不壞了。不過,無論醬和菜,畢竟是中國民間的窮辦法,在肉類價格奇昂,新鮮蔬菜不能終年常有的情況下,只好以醬、醬菜、黴豆腐、鹹菜、梅乾菜等家常菜來下飯。反正中國人一向米麵是主食,其他的東西都是次要的。話雖是這樣說,像醬這種東西,偶爾吃一點是可以的,如果以此為主,長期的吃,任何人都會倒盡胃口。筆者是有過親身經歷的人。在抗戰時期上學,每次從家帶去的菜,以醬菜為最多,到後來吃得一嗅到那股醬味就怕了。 說完了醬的特性,聰明的讀者就不難理解柏楊先生為什麼把中國的古文化稱為「醬缸文化」的道理了。醬缸裡面所存儲的東西,固然不全是一無是處的渣滓,但其內容之陳腐污濁,則是一定不易的。柏楊先生在《猛撞醬缸集》中劈頭就下了一個定義:「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也。也就是一個被奴才統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斲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柏楊先生對於「醬缸文化」深痛惡絕,成見越來越深,久之他乾脆把這個渾沌的醬缸看作是一個垃圾坑,把一切有惡名的東西統統往裡丟,像目前中共把四人幫看作一切罪惡根源一樣,凡是現在要拋棄的東西,統統歸咎於四人幫或四人幫所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倒也痛快淋漓、乾脆俐落。 世界上有兩個大醬缸,一是位於亞洲大陸西南角的印度,也就是古代的天竺,或唐僧去西天取經的地方。一是東瀕太平洋,南臨南海,西迄昆侖山、喜馬拉雅山脈,北接西伯利亞的中國。印度醬缸裡面盛的是逃避人生現實的印度教文化;中國醬缸裡面所裝的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定于一尊的「固有文化」,這兩個古老的國家,同是地廣人眾,但都將國之不國,民無死所,其貧窮為世界之最,弄得差一點都被自己的文化所埋葬。不幸的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封閉,中國向來與廣闊的世界隔絕,既沒有外交,也沒有通商;別人的文化不易流入,我們自己也不屑接受。從外國傳來而能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東西,沒有別的,只有麻醉人心的佛教。又由於華夏民族的夜郎自大,一向把自己尊為天朝,凡中國以外的地方都視為藩屬或蠻夷之邦。對付這些文化較低的民族,不是剿,就是撫,可說因應自如,遊刃有餘。可是,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情形就大大地不同。因為這時候到東南亞來找麻煩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已往的匈奴、羯、氐、羌、鮮卑、蒙古、倭寇等「異類」可比。我們雄踞海港,炮鎮要塞,而那些來自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碧眼兒,竟能從幾千裡外的海洋上,坐著船,裝著炮,把我們岸上以逸待勞的上國水師和陸師,打得落花流水,俯首稱臣,天下竟有這種窩囊的事!這才真把那些滿大人搞糊塗了。筆者每讀史書,以今視昔,猶感大惑不解,悲憤莫名。 民族與民族的競爭,猶之於個人與個人的競爭,最足以一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文化高低。原來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方世界已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世界仍停滯於中古時代;我們的祖先還熱中于小腳、辮子、太監、姨太太,和鴉片煙,西方的科技於十八世紀中葉,已開始製造堅船利炮,已經利用機器從事生產和運輸,而我們的農業、工業、軍事,還都停留在唐宋時期,文人或知識份子還在那裡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我們實在太落伍了!天朝中國,又焉有不敢不亡之理!而後有識之士尋根究底,漸漸看出我們的問題出在傳統文化上面,可是偏偏有些冬烘先生執迷不悟,掛起「衛道」旗幟,不脫孔孟的奴性,披著道統的外衣,宣傳儒教。其實,我們的「本位文化」簡直已成為一個大糞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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