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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別當作家

柏楊先生奉勸有志之士不要當作家，實在是為的你好。古人不雲乎：「亂世文章不值錢。」嗚呼，誰說不值錢？一旦吉星高照，寫出文字獄來，不但值錢，而且還值命哩。一首七言詩不過二十八個字，就能血流成河，如此嚴重的稿費，世界之上，恐怕只我們這個五千年優秀傳統醬化的國家有，其他那些落後地區，若美利堅，若加拿大，若瑞士，連做夢都夢不到這種奇境，外國月亮在這上就無法和中國月亮比矣。義和團諸公，不妨聞之大喜，開會慶祝可也。嗟夫，幹其他任何一行「的」都沒有這種危險，只有幹寫文章「的」，有此良機。故我以為有志之士，除非是「進一步則碰死，退一步則跌死，旁讓一步則餓死」，真正無路可走，千萬不可動當作家的念頭，否則一旦中國固有的月亮猛圓起來，就悔不當初矣。 　　不過看樣子說了這麼半天，有志之士似乎仍繼續是有志之士，有一位小子曰：「老頭，你左宣傳右宣傳，不過怕大家群起寫稿，擠碎你的飯碗罷啦。」我曰：「你說這話，就得興文字獄，蓋你直搗了我的心窩，犯兵家之大忌。」又有一位小子：「好啦好啦，你說的我全知道，現在我指天發誓，此生此世，都作順調分子，你以為如何？」我曰：「有此一念，就既有洋房而又有汽車，既當代表而又蒙召見，何必寫文章哉？」又有一位小子曰：「我和你們一些寫雜文的人不同，我乃天生奇骨，專門會歌功頌德。」我曰：「專門會歌功頌德也不行，一旦表錯了情，或者是老闆嫌你拍得不夠舒服，或者是你一下子拍到馬蹄上，或者是拍著拍著，主子換啦，十年拍工廢於一旦，真是何苦乎？」 　　雖然我如此苦口婆心，但該執迷不悟的仍執迷不悟，且有些人把寫文章認為是「名利雙收」，寫了一篇大作，或寫了一本書，用自己的名字印出來，不但名聞天下，而且還有稿費收入，真是天之驕子，其他屬「的」的朋友，便無此洪福矣。一個「做木工的」做出一張漂亮絕倫的桌子，雖然有點工錢，可是他卻不能把他的尊名大姓，祖宗三代，以及妻子兒女，都刻到上面。從前蓋房子的工頭，還有機會在大樑上記下尊名，但知之者恐怕少而又少，研究之者無人也。「做木工的」如此，做其他任何一種「的」的朋友，亦莫不皆然，只有寫文章「的」，才能既有錢又有名，得其所哉。 　　不過猛一瞧寫文章「的」，固然名利雙收，好像大有可為，但這是浮光掠影的看法，如果弄個顯微鏡仔細觀察觀察，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夫「名」者，必須和實相連，名才有分量。有志之士不要發生誤會，以為「實」是指的「真才實學」，那就錯啦。即令曹雪芹先生復活，莎士比亞先生在中國，在我們這個醬化的大缸裡，恐怕也很難保持他的自尊。嗚呼，「實」是指的財富，名聲遍天下，結果竟窮得吊起來都掉不出一塊錢，那「名」也沒啥意思。 　　至於說到「利」，更是坑死活人，若干年前，曾發生過這麼樣的事：有位元在軍中服務的朋友，偶爾寫一篇小說，稿費下來，比他兩個月薪餉都多，不禁大喜物喜，以為一旦退役，作家可待，豈時既有大名，又有大錢，真是恨生也晚，巴不得明天就接到退役令。我當時就警告他不可胡思亂想，學點別的謀生技術要緊，除了極少數的頂尖人物外，大多數作家，稿費收入，只夠買煙的，不夠買飯的。純靠稿費過得舒服又舒服的，目前說似乎少之又少，甚至於說簡直沒有。每個人都有一份公教人員之類的職務，先求餓不死再說。一個社會不能養活職業作家，是社會的恥辱，作家的悲哀，他們怎能不由「家」變成「的」乎？ 　　最後有一位小子，面色蒼白曰：「老頭，反正我說不過你，所以算你贏啦，但我現在已到了絕境。如果我是女人，我寧可去當妓女。既然當不成妓女，就請教我當作家試試，也算一條生路。」既然如此可憐，我就不妨指點指點，不過附帶奉勸的是，一旦天降奇跡，生活好轉，就應馬上封筆。想當年孔丘先生寫《春秋》，寫著寫著，忽然不寫啦，史書上說因為麒麟亮相。老頭頗有感觸，認為麒麟是一種瑞獸，只在太平時候才有，而今天下大亂，竟也出現之，不是天老爺和小民開玩笑是啥。我想事情似乎有點蹊蹺，天下奇怪之事，多如牛毛，如果每一種奇怪之事都值得如此隆重地胡思亂想，不要說文章寫不下去，恐怕連屎都拉不出來。依我的高見，一定是他在柏楊先生這裡學了兩手，既刪「詩」、「書」，又作《春秋》，弄了點稿費，就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筆桿，立地成佛。君讀過孔丘先生那本《春秋》大作乎？真能嚇出一身冷汗，蓋《春秋》裡面，多的是對二抓牌的譴責，再寫下去，可能不可開交，恐怕終有一頂帽子唾唾而飛，忽咚一聲，罩到他的尊頭之上。左一思，右一想，算啦算啦，乃隨便找個藉口，封筆大吉，此謂之「明哲保身」。有志之士，應有此認識，才可受教。 　　（柏老按：八〇年代的臺灣，仍沒有職業作家。每一個作家，都另有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或拍電影，或炒地皮，或開餐館，或做生意，或靠著竹杠勒索，或仍是老樣子，個個正式職業墊底。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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