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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說

剛才接到袁晴暈先生大函，說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這個非人社會，該段可對那些滿口講道德說仁義，而行為盜蹠之偽君子，作一當頭棒喝。」拜讀之後，渾身舒服。不過有一點卻提出異議的，那就是當頭棒喝問題。袁先生恐怕誤矣，一個人在醬缸裡醬得久啦，任何屬於靈性的當頭棒喝，他都不在乎，打他頭上就像打到南牆上，雖有響聲，卻如春風吹驢耳，他不但茫然如故，而且如果愛之心切，用勁過大，恐怕反而會把自己的虎口震裂。必須換一個富貴功名的當頭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說，他再隨地吐痰就教他「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他立刻就會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現代化，用豬八戒先生的五齒耙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見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撐著傘，穿著高跟鞋，偶不小心，一個兩腳朝天，或且弄破衣褲，則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親眼看見幾次，可謂無同情心又無公德心，冷酷之極。一些偽善者在中國數千偉大陳年醬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還發明外國人重公德，中國人重私德之邪說。我認為：『仁』者，從二人，是講人與人的關係，如既無同情心，又無公德心，則可謂非人也，無論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會敗類，不配稱作人，蓋公德私德豈可分乎？」 　　袁先生此論，我老人家又有異議啦，蓋袁先生稱有人發明「外國人重公德，中國人重私德」，是一種「邪說」，非也，非也。這不但不是邪說，反而恰恰地是「正路」，一個人必須走此「正路」，才有富貴功名。若只追求靈性，追求俠義情操，那才叫「邪說」哩。可惜袁先生沒有介紹出來這位發明家群甚名誰，以便拜識尊顏，不過也用不著介紹，讀者老爺中有不怕輸一塊錢的，敢跟我賭上一賭乎？十拿十一穩，該發明家准是一個醬缸蛆——勢利眼主義兼富貴功名之士。 　　欣賞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筋斗，還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還看見過遊街示眾，鬧市槍決人犯的節目。日俄戰爭時，日本皇軍常把當俄國探子的中國人，五花大綁，背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場，用軍刀斬首。斯時也，中國觀眾，人山人海，卻一個個呆若木雞，不但沒有憤怒，也沒有哀憐，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上的一棵椰子樹。這景象曾使魯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實固老毛病也。柏楊先生曾介紹過，昔黃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後，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過年，家家笙歌，處處獅舞，一窩蜂圍上來看那個囚犯老頭，同樣沒有表情。有表情的話也是嘆惜他「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也是嘆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幹」，如果不叛逆異族，「妄圖非分之福」，何至落得綁赴刑場。 　　袁晴暈先生是現任監察委員，按照正常的醬缸傳統，一個人不要說當到了監察委員，就是當到了一個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說，不過當了一個科長、組長、股長，有的甚至連個「長」還沒混上哩，就自以為已走上了「正路」，對於凡無益于富貴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別說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長官不欣賞他，或感慨同一條線的弟兄擠他，絕不敢亂交「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的朋友。所以我頗為擔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寫這一封信，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富貴功名？但願沒有影響，如不幸而有影響，則不妨學學蘇雪林女士罵魯迅先生的絕技，隨時再寫一文，把柏楊先生蹂躪得一錢不值，我老人家絕不大驚小怪。 　　「正路學」來自勢利眼主義，強烈過度的勢利眼主義來自醬缸。《笑笑錄》上有一則故事說，宋荔裳先生小的時候，在私塾念書，有一位老科甲蒞臨參觀，問曰：「你看的啥書？』對曰：「《史記》。」問曰「誰作的？」對曰：「司馬遷。」問曰：「他是哪一科進士？」對曰：「老爹，他不是進士，只是漢王朝國史館的一個小職員罷啦。」老科甲把《史記》拿到手中，翻了半天，不屑曰：「這種書，讀它幹啥？」據書上說，宋荔裳先生當時就恨不得咬他一口。 　　問題是，那老科甲為啥司馬遷都不知道，連《史記》是啥也不知道？無他，只緣那不是「正路學」而已。把《史記》讀熟啦，有啥用處？而必須把八股文讀熟啦，才有得官做。現在雖然沒有老科甲，但卻有的是老醬缸蛆，在他腦筋中，廖季衡先生跳海救人，算不得正路，岳飛先生精忠報國，也算不得正路。即令他的尊嘴不得不努力宣傳那是可敬的，但關著門訓子勉女，恐怕真心話就出來啦。《說夢》上有兩句詩，曰：「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平常。」每個人都全身遠害，結果雖然並全不了身，遠不了害，（嗚呼，全世界哪個國家民族，有中國這麼長久的內亂外患，砍砍殺殺沒有個完？）但卻養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 　　絕大多數問題，如果探討其第一因，任他千頭萬緒，都會追蹤到醬缸。中國人天生地如此淡漠冷酷乎？當然不是。這不是我老人家也一廂情願啦，嗚呼，須知道任何一個民族的嬰兒孩童，都是天真爛漫的也，從天真爛漫逐漸地一個個變成醜劇人物，絕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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