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3)

前言(3)

　　三

　　對於小說史研究工作來說，這部書還有一些值得重視之處。

　　首先，它可能有助於確定羅貫中的時代及其寫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時間。

　　羅貫中到底是什麼時代人，明朝人本就眾說紛紜，有說南宋的，有說元的，也有說明的。一般認為《續錄鬼簿》之說較為可信：「羅貫中，……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後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終。」但即使依據此條，也只能知道他於元末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還活著，至於他在那一年是幾歲，仍然無從知道。一般說來，一個人能括到八九十歲就很不容易了，《續錄鬼簿》的作者在至正甲辰後至少又活了六十年，則他在甲辰年最多三十左右；同時，一個人到能夠成為比自己年歲大得多的人的「忘年交」，一般總要在成年之時，也即二十左右，而從「甲辰復會」語來看，兩人在這之前已經是朋友，並且已經分別過一段時期，則甲辰年《續錄鬼簿》作者至少要二十幾歲了。換言之，他在該年應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他跟羅貫中既是「忘年交」，至少應相差十幾歲，多則可相差三四十歲甚至四五十歲。年齡相差越大，越說明兩人相交之「忘年」。因此羅貫中在一三六四年少則四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歲。一般假定其生卒為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年，實是一個跟他的實際生卒年也許會相差幾十年的假定。至於《三國志通俗演義》到底寫於元末還是寫于明初，更是一個尚未弄清楚的問題。一般文學史著作都把它作為「明代文學」來敘述，其實也只是一個尚無證據的假定。

　　但是，此書中的「今地名」，也許會對上述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原來，書中在提到地名時，有時在其下注有小字，說明三國時的這些地方為「今時」何地。已經有同志注意到了這一情況，認為從「今地名」中可以知道此書斷限「不會晚於元末明初」。我們感到：從「今地名」來研究其成書時代是很有見解的，但所得結論似過於謹慎。因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如卷十一《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武陵郡，注雲：「今屬鼎州。」鼎州系宋地名），都系元代地名。其尤重要者，如卷二《曹操興兵報父仇》提到琅琊郡，注雲：「琅琊，今益都路沂州。」卷十一《諳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桂陽郡，注雲：「今屬郴州，尚有桂陽路之名。」同卷《孫仲謀合淝大戰》提到荊州，注雲：「古之荊州，即今峽州是也，後以江陵為荊州郡。」

　　據《元史·地理志》：「益都路：沂州，唐初改為琅琊郡，後仍為沂州，……」至明代則將益都路改為青州府，而以沂州改屬兗州府，見《明史·地理志》。故《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說「今益都路沂州』正是元代情況，而非明代情況。

　　《元史·地理志》：「郴州路，唐改桂陽郡為郴州，至元十四年改郴州路總管府。」又雲：「桂陽路，唐郴州，宋升桂陽軍，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撫司，十四年升桂陽路總管府。」桂陽郡至唐改為郴州，至元代又把它分為郴州路和桂陽路。故《三國志通俗演義》所雲桂陽郡「今屆郴州，尚有桂陽路之名」，正指元代這種情況。

　　《元史·地理志》又雲：「峽州路，…領縣四：夷陵、宜都、長陽、遠安。」明廢峽州，此四縣皆歸荊州府，見《明史·地理志》。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說的「即今峽州」，顯指元代峽州路。

　　為什麼這三條特別值得注意呢？因為某一個小地方改用新地名時，非當他的人未必立即知道，有時也會發生誤以故地名為「今地名」的情況。然而，「路」是元代普遍使用的一種行政區劃，至明代「路」這個行政區劃全都被廢除了，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大事件，生活在當時的人不可能不如道。所以，在明代所寫的作品絕不可能再把某某路作為「今地名」。而《三國志通俗演義》還在把益都路、桂陽路作為「今地名」，其寫作當至遲在元末而非明代建國以後。至於「今屬郴州」、「今峽州」，也顯然是郴州路、峽州路的簡稱，同樣可證其至遲寫於元末（至於「古之荊州，即今峽州是也」云云是不確的。這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無關，此不贅論）。

　　假如上述推斷能夠成立，那麼，還有以下幾條也值得注意：一、卷十一《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長沙郡，注：「今屬潭州。」二、卷十一《孫仲謀合淝大戰》提到公安，注：「今屆江陵管下縣治。」三、卷十三《曹操興兵下江南》提到建業，注雲：「今時建康，古名秣陵，孫權時名建業。」據《元史·文宗紀二》：天曆二年（一三二九），「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建寧，漳州曰天臨。」原來在一三二八年元皇室內部發生了一次爭奪帝位的、規模很大的內亂，兵禍波及於四行省，徵調所及者尚不在內；其後文宗戰勝，為了慶賀，遂有此更改地名之舉。雖然所改的地名只是四個路，但這次事件卻是一個全國性的大事件，當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又，《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一《諸葛亮二氣周瑜》提到拖蓬船，有雲：「此船極快，兩浙人呼刳子船，淮南呼艇船。」知羅貫中曾活動於兩浙及淮南一帶，故對於當地的舟船及方言頗為熟悉，則對於該地附近的建康改名為集慶，更不容不知。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倘若可以這樣理解，則《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於文宗天曆二年（一三二九）之前；假如他其時為三十歲以上，則於至正甲辰（一三六四）與《續錄鬼簿》作者復會時當在六十五歲以上。這樣的假定，跟《續錄鬼簿》的記述倒也似乎並無矛盾，若在一三六四年時，一個二十幾歲，一個六十五歲以上，那自然是「忘年交」了。同時，羅貫中當時既已如此高齡，當然不可能再話六十年，所以《續錄鬼簿》說：「至正甲辰復會。別後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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