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話演義第一五五回頒夏時于萬國　作貢法均地權(2)

第一五五回頒夏時于萬國　作貢法均地權(2)

　　當下輕玉立起來說道：「現在九州已經恢復，一切貢賦辦法已經確定。但是依臣的愚見，還須有一個根本辦法，財政上才可以日有起色，絕無後患。貢、賦兩項，貢是萬國諸侯來貢的；賦是王畿之內，政府直接叫百姓繳納的。諸侯之貢，只能作為賞齎諸侯之用，如朝覲之時，以甲國所貢賞乙國，乙國所貢賞丙國之類。或者作為政府特別之用，如荊州所貢包茅，以供祭祀縮酒之類。

　　「此種收入，只可作為臨時費，不能作為經常費。經常費的收入，還是以田賦為大宗，但是如何收法？年有豐歉，地有肥磽，多寡輕重，煞是問題。臣愚以為百姓現在所種之田、所住之地。所取材的山林、所取魚的川澤，本來都不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都是天生的。既然如此，他們哪裡可以私占？應該統統都收歸國有，不許人民私有。凡人民要住屋、要種田、要取木材、要食魚鱉，統統來問政府要，由政府頒給他，每年收他多少賦。那麼每年有多少收人，按冊而稽，可以確有把握，即可以量入為出了。」

　　說到此，季寧立起來駁他道：「土田山川，都是天之所生，以供給萬民的。現在統統都算國有，不准人民私有，這個道理恐怕說不過去。還有一層，現在人民所有的田，雖說本來不是他自己製造的，但大半是他們披荊斬棘、辛苦艱難而得來。或者祖宗相傳，已歷數世，一旦收歸國有，豈不是近於豪奪嗎？」

　　輕玉道：「我看不然。土地等系天之所生，國家亦是天之所立。君天下者曰天子，明明是受天命而來治理的。先帝虞舜有兩句詩，叫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照這個意思說起來，豈但土地盡是國有，連他們人民的身體還是國家所有呢！況且土地國有，土地私有，兩者的利害大相懸殊。天之生人，五官四肢雖是相同，而智愚強弱萬有不齊。

　　「愚者不敵智者，弱者不敵強者，這是一定之理。土地假使私有，則民間即可以買賣，那麼智而強的人勢必設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數百年之後，可以發生貧富兩個階級。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種不平的現象，最足以引起社會之不安寧，國家求其太平，難矣！若土地國有，由國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畝，每家住宅只有若干畝，智而強者，不能獨多；愚而弱者。不至獨少，那麼一切不平等之現象就可免了。

　　「古聖人所謂治國平天下，就是這種平法；古聖人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就是均法。除出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沒有呢。至於現在他們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奪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辦法加以限制，或給以追認而已。譬如政府所規定的辦法，每人是田一百畝，住宅五畝。他們如果不到此數，政府當然補足他，他們不但毫無損失，而且還有進益；如果他們所有不止此數，那麼可以定一種土地收買法，由政府給他多少貨幣，以作代價，豈非不是豪奪嗎！還有一法，並不必收買，將他所余之田暫時存記，等他子孫眾多的時候平均攤給，豈不是更便利嗎！」

　　季寧道：「這個道理雖不錯，但是人的心理總是自私自利的。種自己的田，肯盡心盡力；假使不是自己的，是國家的，今朝分給我，明朝說不定分給別人，那麼何苦盡心盡力，豈不是於收穫有關係嗎？」

　　輕玉道：「不是如此。土地雖屬國有，但是耕種和居住不妨世襲。譬如父死了，可以轉給其子；子已有田，可以轉給其孫，或轉給其次子。不是忽而給這人，忽而給那人的。況且政府並無規定不許世襲的明文，並未限定耕種的日期。他先怠惰起來，那麼他是惰農。政府對於惰農應該有罰。於他自己一無所利，何苦來呢？只有年老而獨，無可承襲之人，政府才收回，另給他人，何至因此而惰呢？」

　　季寧道：「世界人口總是愈生愈多，一人必給他許多田地，恐怕將來人多地少，不敷分配，那麼怎樣？」

　　輕玉笑道：「足下之計慮可謂深遠矣。但是照現在狀況看起來，人滿為患，恐怕至少要在幾千年之後。幾千年之後如何情形，自有聰明聖哲的人會得設法變通補救，此刻何必鰓鰓過慮呢？」

　　季寧道：「照足下這個方法，恐怕仍舊不能平均。因為一家之中人口有多寡，體力有強弱，年壽有長短。每人土田平均，那麼人口多的，壽命長的，祖孫父子兄弟所受的田畝必多，和那單夫獨妻寡弟少男的比較，進益總要增多，久而久之，豈不是仍有貧富等級嗎？」

　　輕玉道：「這個亦有章程規定，要等到他壯而有室了，才給以相當之田。過了六十歲，他的田即須收歸。這樣一來，相差自不會遠了。」

　　施黯道：「田地國有，有這許多理，不錯了。名山、大川、林木、藪澤都要收歸國有，有什麼意思呢？」

　　輕玉道：「大概百姓有知識的少，無知識的多。有遠慮的少，只圖目前的多。山林、藪澤等等如果任百姓自由去斬伐捕捉，將來勢必至於有山皆童，無澤不竭，這是一定的趨勢。收歸國有之後，山林、藪澤等每處設起官來，專理其事，何時准百姓去伐木，取薪；哪幾種可取，哪幾種不可取，取了之後，如何的設法補種，件件都有規則，那麼材木才無匱乏之虞。

　　「魚鱉等亦然；何時可捕，何時可獵，都有定時。網罟有禁，圍獵有禁，都有規定，那麼魚鱉禽獸等肉才不可勝食了。總之一國譬如一家，政府譬如一家之主，對於財產等應該有種種的統計，對於子孫家人等的生活應該有切實的指導，萬不可一切聽他們去亂幹，只知道高坐室中，責他們的孝養侍奉，就算是個家主了。鄙見如此，諸位以為如何？」

　　眾人聽了，無不佩服。土地國有這個議案總算成立。但是土地收歸之後，百姓每人應該給他多少田？每家住宅應該給他多少地？這個問題，又要講座了。大家商議結果，授田以一個人力耕所能來得及為標準，定為五十畝。住宅以一家八口能容得下為標準，定為五畝。一家八口，就是自身夫婦兩個，上有二老，下有子女四人，以此最多數為計算。但是住宅在城裡，於耕種不便：在城外，那麼城中太空，且不免種種不便。後來又商議，將五畝劃開來，半在城中，半在城外，聽他們居處從便，亦可謂計慮周到了。

　　最後乃議到賦稅之法。究竟五十畝田，每年取他們多少稅呢？施黯以為不妨從多，他說：「國家建設進行之事甚多，雖則多收他們幾個，但是仍舊用在他們身上。人君不拿來濫用，官吏不拿來中飽，就對得住百姓，百姓決不會怨的。」

　　季寧道：「這個萬萬不可。建設事業，須循序漸進，不能於一朝之間百事俱舉，那麼只要平日節省一點，已足敷用。況且現在土地已歸國有，一切建設材料大半已不必購備，只須工食就夠了。但是人民對於國家的建設，都是自身切己的問題，就使每歲農事完畢之後，叫他們來做幾日工，薄給他們一點工食，想來他們亦甚情願，這是從事實上論來不必重賦的一個原因。

　　「二層，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政府，即在百姓。而在百姓，勝於在政府。古人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句很不錯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莫如藏富於民。民富就是國富，民貧當然國貧。譬如養牛求乳，養雞求卵，牛、雞肥，則乳卵自多；牛、雞瘦，則乳卵必少。這是從理論上說來，不應重賦的一個原因。第三層，古人說：『君子作法于諒，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這句話亦是很不錯的。

　　「現在聖君在上，我們這班人在這裡辦事，重賦收入，原是能夠涓滴歸公，實在用於建設。但是後世為君者能否盡聖？為臣者能否盡賢？萬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設之名，肆行搜括，藉口於我們，我們豈不是作俑之罪魁嗎？這是從流弊上說來不可重賦的一個原因。」

　　夏禹聽了，便說道：「不錯不錯。應該輕，應該輕！依朕看來十分之中取他一分，何如？」

　　杜業道：「十分取一，原是好的。但是依臣看來，還應該加以變通，因為年歲是有豐歉的，國家的政費是有預算的。年歲豐時，照預算十分取一，不生問題。假使年歲歉時，照預算十分取一，他們要苦了，政費又發生影響了，這是應該預計到的。所以臣的意思，收取總以十分之一為原則，而臨時不妨有變通。豐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點五；歉歲或只收二十之一，或竟全蠲（juān免除），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商議一回，覺得此法亦未盡善。因為豐歉是無定的。年年多收，固然無問題。假使年歉少收，或不收，則政費預算不免動搖，而且調查估算，麻煩異常，一或不慎，浮收濫免，流弊叢生，亦不可不防。展轉討論，後來決定一個辦法，叫作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穫多少，將它加起來，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積之數。

　　在這個數目之中，十取其一，作為定額，不論豐歉，年年如此。這個法則，叫作貢法。因為十年之中，豐年也有，歉歲也有，平均計算，豐歉都顧到了。夏朝一朝都是用此法，以為盡善盡美了。但是此法，實在不善，後來有一個名叫龍子的批評它道：「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這個批評，可謂確當。但是當時立法之意，原想百姓豐年多儲藏些，留為歉歲之補償。然而百姓慮淺，哪裡肯如此？一到凶年，要照額收他，就不免怨恨。這亦可見立法之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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