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_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導讀（2）

　　現在，我們參互這三個本子，來看看作者是怎樣闡述他的思想的。鄭觀應說：

　　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後編。自序》）

　　這裡，鄭觀應很有層次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盛世危言》的思想綱領。

　　當時，有「商戰」和「兵戰」兩種口號，鄭觀應明確指出，要抵抗外國侵略者，「商戰重于兵戰」，兵戰固然不可忽視，但它是「末」，商戰才是真正重要的，是「本」。要進行商戰，必須有大量豐富而價廉物美的商品進入市場與外國資本主義競爭，而這需要有強大的工業做後盾。因此，鄭觀應極為主張中國要發展自己的近代工業，以達到「有功以翼商」的目的。

　　鄭觀應認識到西方近代工業採用先進的機器技術，使勞動生產率比手工作坊成十倍、百倍的提高，這是西方資本主義致富的根本道路。因此，他十分重視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主張引進先進的機器裝備。

　　工商業發達的又一重要條件是新式的交通運輸和電訊設備，它能降低商品運費，及時瞭解商業行情。鄭觀應十分重視近代航運、鐵路、電報等事業，在書中，他對發展這些行業的意義和方法，進行了一一說明。

　　近代工業和交通運輸，又必須具備動力、原材料等，對此，鄭觀應提倡大力發展煤炭、金屬的採掘和冶煉等工業。此外，還要自辦銀行，解決生產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資本的快速周轉。

　　應該說，鄭觀應的「商戰」理論，對工業發展的生產和疏通的全過程都有了較全面的考慮和相應的論述。儘管從現在看來，他的論述不免有粗淺和錯陋之處，但在當時，對於一個素缺工商傳統和基礎的國家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啟動」，是具有推動意義的。

　　與此相關，鄭觀應還論述了教育、思想觀念、政治體制等問題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重要性。由於工廠、礦務、交通運輸、銀行等在中國都是新的行業，要把它們辦好，很重要的一條是要有足夠的新式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借才異域」，不僅工薪高，增加了產品成本，而且受人挾制。因此，鄭觀應把創辦學校、培養新式人才，看作商戰的重要一環。

　　鄭觀應指出，傳統社會「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只是與「小農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的古代社會相適應的思想，而今的社會正處在「各國兼併，各圖利己，借商以強國，借兵以工商」的局勢（《盛世危言。商務》）。

　　中國要富強，必須徹底改變「輕商」的錯誤思想觀念。而且，為民改變工商業者的地位，清政府應效法西方國家，設立商部綜理商務，親近商民，傾聽他們的意見，而不再把他們「目為市儈」。

　　發展工商業，還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作保證。鄭觀應在《易言》中，已提出實行君民共主的議政制，在《盛世危言》中，發展為明確地提出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這反映了他在承認君權前提下的資產階級民主要求。

　　綜上所述，以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為基本決策，以創辦學校，培養新式人才，改革政治體制為輔助保證，而達到「攘外」救國的目的，這就是鄭觀應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體系。

　　《盛世危言》的刊行問世，正值甲午戰爭民族危機嚴重和資產階級維新思潮日益高漲之時，它所宣傳的「富強救國」思想，在廣大知識分子中引起強烈反響，加之鄭觀應本人在官私商界的傑出才幹和較高威望，使《盛世危言》在官方乃至朝廷受到重視和推廣。禮部尚書孫鼐、安徽巡撫鄧華熙，都曾向光緒推薦此書，光緒讀後為該書加了朱批，命總理衙門印刷2000部分發給屬臣閱讀。鄭觀應自己排印了500本，也很快被求索一空。而全國各省書坊翻刻印售的，竟達十多萬冊之多。這種情形真可以說形成了一股《盛世危言》熱。

　　我們來看看當時人對《盛世危言》的評論：

　　「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域，擇精語詳，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湖廣總督張之洞《盛世危言增補統編。序》，「於中西利弊透闢無遺，皆可施諸實事。」——安徽巡撫鄧華熙《上光緒帝薦書》。

　　「倘能從此啟悟，轉移全域，公之功豈不偉哉！」——洋務實業家盛宣懷《致鄭觀應函》。

　　「所載中外各事，中華人近以該書作南針，邇來場中考試常出該書所序時務為題目。」——《新聞日報》1897年3 月2 日。

　　「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翰林院編修蔡元培《雜紀》。

　　鄭觀應本人對此書也很自負，他認為如果清政府能「採擇施行，認真舉辦，於大局不無裨益」（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則我國二十一行省百姓，無不感激」（鄭觀應《致英博士李提摩太書》，以上六條引文，均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第四章）。

　　《盛世危言》對戊戌維新有直接的影響，康有為在多次上清帝書中提出的變法方針，如經濟上運行「富國之法」——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郵政：「養民之法」——務農、勸工、惠商、恤貧；政治上提倡開議院，文教上提倡改革科舉制度，學習西方科技等等，正是繼承並發展了《盛世危言》的思想。

　　孫中山的早年思想，也與《盛世危言》有密切關係，孫中山是鄭觀應的同鄉後輩，據說他在香港雅麗士醫校學習時就曾與鄭觀應通過信，「研討改革時政意見」（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26年組織史》第14頁），光緒20年（1894年）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提出改良主義綱領：「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 頁）這段話從內容到文字，與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裡的說法，幾乎沒有多大差別。

　　鄭觀應及其同時代的工商業者，也許永遠不會忘記1903年這個不尋常的年月，這一年，清政府成立商部，這真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自秦王統一中國二千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專門設立機構，實行保護商人、獎勵工商的政策。

　　重視工商業終於成為國家的基本經濟政策。由於商部的成立，接著頒訂了《公司法》（1903），及《破產法》（1906年），各大城市相繼成立商會，於是，保護工商業在中國逐漸成為合法化和合理化。1906年10月8 日，清朝商部頒佈《勳商章程》，規定按投資現代企業資金數額的多少，分別依次封子爵一、二、三等，男爵一、二、三等，以及四、五、六等卿，三、四、五品銜等。中國歷史上的爵位向來多封賜予有軍功的人，而清代漢人封爵尤為不易。

　　如今，投資興辦新式企業竟可封爵，這不能不說明當時政府看重商務、獎勵投資的誠心。可是，此時清政府民心已失，社會一切均不穩定，幾年來，辛亥革命結束了大清帝國的命運，清朝重商的措施已經太晚了，因而不可能發生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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