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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收音機就和「特務」與「反革命」聯繫在一起。這種意識滲入到每一個人的神經細胞，凡是擁有收音機的人家，都會引起別人特殊的警覺。一個小小的黑匣子，深不可測，裡面藏著一個罪惡的世界；光明的、革命的世界只存在於一天播三次音的大喇叭裡。除此之外都是謊言，都是魔鬼的咒語。但科學技術不斷地突破森嚴的國界，突破不可逾越的意識形態的界限，用看不見的無線電波把世界牢牢地網羅在裡面。把支離破碎的土塊箍成一個整體。我激動地裝好電池，拉出天線，戴上耳機。

　　在這一瞬間，我自己都有一種犯罪的感覺，儘管我認為收聽廣播並不是犯罪——既然自信真理在握，為什麼害怕人民聽到謊言——可是我的手指仍然抑制不住地顫抖，在齒盤上尋找一個個波段。電波穿過太平洋、地中海、紅海的上空，越過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帶著暴風雨的沙沙聲傳到我的耳鼓膜。這一晚上，我一直聽到所有的華語廣播結束的時候。

　　結果，我非常失望。

　　西方那些不缺吃、不缺穿的洋人，在這三十年裡似乎並沒有什麼長進，並沒有成熟起來。這個龐然的機器人，和飽經猶患的我們相比，和在苦難中成長起來的巨人相比，他的政治智慧不過是幼兒園水平，對在東方玄學指導下的神秘主義的政治，對在這種政治環境中造成的人們的曲裡拐彎的心理和曲裡拐彎的表現形式，他們茫無所知，就象中國老百姓不能理解一個美國總統只因偷聽了別人的談話便被轟下臺一樣。他們評論中國的事態，只會從現存秩序出發進行所謂客觀的報導，而這種客觀恰恰是最表面的現象，還不如黑子和曹學義認識得深刻。可是，北京的中央台今天的廣播卻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在一篇署名「池恒」的文章——《結合評論水濟，深入學習理論》裡說：「投降派，投降主義路線，歷史上有，現代有，今後還會有。」這個「今後」，就絕不是無的放矢……

　　「他媽的！」我摘下耳機，疲倦地把收音機扔在炕上。

　　「咋啦？」她在我身邊翻了一個身，迷迷糊糊地問我。

　　「不值！」我說。

　　第二十三章

　　大青馬終於被人買走了。不是那個我曾和他說過話的公社幹部，而是另一個公社的人，據說是從南部山區來的。他們來了四個農民，把二十四匹牲口都買了去。

　　入冬以來的第一個陰天，但又不象要下雪的樣子。風凜冽而又乾燥；沙塵、黃葉、乾草未子和馬糞未子，在大路上、空場上，各個房屋的牆角重來蜇去，找不著歸宿。陰霾的空中偶爾有幾隻烏鴉張惶地飛過，已經淌過冬水的田野開始凍結了、幹縮了、皸裂了，大地一片蒼白。所有的樹枝都脫去了葉子，光禿禿地，突然衰老了許多。只有沙棗樹的一些枝幹上，還有幾顆零星的沙棗在風中抖索。這樣的陰天，這樣的冬天，給人們一種什麼東西部凝固了的感覺，連同回憶和期望，仿佛人們一生下來天地就是這副模樣，而這樣的天地也再不會有什麼變化。

　　大青馬就是在這樣的天氣中和它的夥伴們一起被趕走的。從馬廄出來，走上那條熟悉的小道，然後岔到大路上。它還略停了一下，回頭看了我一眼，似乎奇怪我為什麼沒有跟它們一起去。但一個農民隨手抽了它一鞭子，它一激靈，搖了搖腦袋，終於順著農民指點的方向去了。大路的那一端，隱沒在灰色的天邊。在它們身後，緩緩地騰起沉重的黃土。

　　別了！我的大青馬。你知道我多少隱秘，我向你傾吐過多少心裡話，你伴我度過了悒鬱的時刻，你也看見了我怎麼恢復成一個人。在你走後，我恐怕也將走了。我不能象你這樣等著被人用鞭子再趕進監獄，而各種跡象表明，那樣的時刻又快來到了；一個極為短暫的緩和時期已接近尾聲。

　　送別了大青馬，回連隊的途中經過羊圈。在即將向山裡開拔的羊群旁邊，碰見了周瑞成。

　　「牲口賣了，你輕鬆啦！」

　　周瑞成笑著跟我打招呼。他的笑是種苦笑，帶著乞丐向人乞討時的神情。好久沒有注意看他，今天一見，發覺他更加蒼老了。他披著老羊皮大衣，背佝僂著，身軀仿佛向地下縮了半截。我不覺向他走去，和他一起蹲在羊圈背風的牆下。

　　「這還是我去年穿的大衣。」我翻開他的大衣看了看。「今年上山推遲了。去年這時候，我們已經在山上呆了一個月了。」

　　「是呀。因為找不著人，沒人願意上山。」他說，「今年你脫過去了——有家呀。今年該著我和『啞巴』上山了。」

　　「沒什麼，」我安慰地說，「山上就是寂寞一點，其實生活很好，羊肉隨便吃……」

　　「嘿嘿！生活難道僅僅是吃羊肉嗎？」他的尖嘴似笑非笑地說。

　　我一愣怔，這不象他平時的談吐。我會意地在他膝蓋上拍了一下。「你把二胡帶上嘛，無聊的時候能自得其樂。冬天很快就會過去的。」

　　「是的，冬天很快就會過去的，可是春天再也不會來了。」

　　我更加驚異，斜睨了他一眼。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以待」！我忽然明白了他那種乞丐似的苦笑的含義：他要的是我來跟他說話。我掏出煙點上，噴了一口。問他：

　　「你的申訴有結果嗎？」

　　「去他媽的吧！」他一反常態，突然罵出了粗話。「還申訴什麼？我現在真懊悔！你還不知道嗎？北京又展開什麼『反擊右傾翻案風』了。先是從教育界開始的。你還沒有這個經驗？什麼運動都是拿文化教育開刀，然後全面屠殺！」

　　「屠殺」！他居然也會用這個血淋淋的而又準確的動詞！我不由得向他靠攏一點，免得他大聲疾呼出來。

　　「還是你好，」他接著說，「打到最底層，乾脆去勞改，戴上帽子，什麼都不想了，什麼都不希望了，心裡也會覺得好過一些。象我：高不高、低不低地懸著，用胡蘿蔔加大棒對付我，到了最後才使我明白是一場空！你說這難受不難受？！我現在才懂得了他們發明的這個政治術語——『掛』是什麼意思，那就是讓人上吊！」

　　多糟糕的境遇都會有人羡慕，這就是我們當代生活的特色！但他既然還認為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希望」，說明我一直在他面前偽裝得很好，我也不必要現在突然跟他推心置腹。

　　「別這麼想嘛，」我傻乎乎地說，「你還是立過功的呀！他們總會想得起你來的，會給你解決問題的。」

　　「呸！」他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這個人起了奇跡般的變化，與過去完全判若兩人。他說，「什麼立功，只有我這個傻瓜才會幹這種事！他們把我知道的榨幹了，讓我把人得罪遍，就把我象豆餅一樣扔到這兒不管了！」

　　羊群見牧人還不動身，一隻只臥在地上，或是找個背風的角落在那裡沉思。今天準備上山。早晨給它們喂了料，所以它們也不著急。有一隻老羊用依戀的眼睛看著我，也許它還認得出我來？

　　周瑞成眉頭打結，目光陰鬱，尖嘴呶動著，陷入了回憶。

　　「你當我的日子好過？」他說，「從五一年忠誠坦白運動開始，我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檢舉呀、揭發呀！原來是交給領導，後來是交給『造反派』……我告訴你，檢舉人的人比被檢舉的人日子難過……」

　　「這我不同意！……」我急忙辯駁。在這問題上我不能裝傻。

　　「你聽我說，」他把手放在我拿煙的手上，我感到他的手在顫抖，「被檢舉的人只有在檢舉材料攤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才難受，可檢舉人的人自從寫了檢舉材料那一刻開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寫檢舉，這一輩子寫了多少份檢舉我都記不清了，反正領導上知道我聽話，瞭解的情況又多，總是叫我寫、寫、寫！拿一次政治運動少說寫五十份來算吧，我總寫了有五百份了。每寫了一份檢舉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壓力。老章，我告訴你，我年輕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人呢？我活潑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麼二胡、手風琴、小提琴我全會拉，小號也能吹兩下子，籃球場上總離不了我這個活躍分子，我還會跳交誼舞哩！可是，每寫一份檢舉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過個平平安安的日子，卻把人生最寶貴的東西丟掉了，最後成了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寫那些材料！大不了還是落到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現了一條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皺紋，堅決而殘忍。他是在傾瀉積憤，並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還是把手從他手下翻上來，握住他瘦削乾燥的小手。「別這樣想，那些都過去啦！」我說，「據我所知，有的人把別人誣陷了，送進監牢，甚至送到殺場，今天他還過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錯了！」他將手抽出來，激動地一揮，加重了他對我的否定。「難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說，這樣的人和我一樣，從來沒有體會過什麼是無憂無慮的、問心無愧的幸福。也許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可是過的日子跟我一樣，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沒有被貓逮住的時候，自我感覺也是十分良好的。」

　　這時，「啞巴」背著一個小包，穿著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來，邊走邊迎著風咳嗽。今年一年，「啞巴」瘦多了，雖然他一直跟著我，沒有讓他幹重活。鬼才知道他心裡想些什麼！如果他能象周瑞成今天這樣一吐積鬱，也許會好過一點，然而他沒有受過教育，他只會死鑽牛角。

　　周瑞成站起來，肩膀聳了聳，將大衣披好。這一動作頗有軍人風度，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瀟灑。「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說，「我甘心情願去。說不定下山以後，山下就成了另外一個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是己千年』呀！」

　　「你估計會成什麼世界呢？」我眯著眼睛問他。

　　「你知道他們這次的矛頭對準的是誰嗎？」他反問我。

　　「不知道。」我想讓他先說出來。

　　「周跟鄧！」他捂著嘴說了三個字，然後放下手。小眼睛裡陰森森地發光，「這兩位一倒，共產黨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就完了。那時候，就象《紅樓夢》裡說的：『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需尋各自門』了。」

　　「那你準備怎麼辦呢？」我好奇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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