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軛(60)_周梅森

六〇

　　大舅舅說，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勝則王侯敗則賊」是強盜的邏輯。在人類的進步史上，成功的英雄是偉大的，不成功的英雄也同樣偉大。後人沒有權利嘲笑那些不成功的英雄們。即便那些不成功的英雄們一生的追求都是荒謬的，他們也給人類進步提供了一份寶貴的經驗，使後來者們不至於重蹈他們的覆轍。

　　大舅舅說他是追求光明的戰士，不是精神失常的瘋子。他一切都很明白，他是註定了要帶著他的思想和信仰去見革命的上帝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去了。任何政敵強加給他的一切罪名，他都絕不承認。他斷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決不會因為他們老一輩人的消亡而消亡，它必將在世界各地逐步興起，其影響也將日漸擴大。他自認為，他在生命的終點線上，看到的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夕陽墜落，而是朝暾初露的新的希望，即將躍出地平線的希望。

　　大舅舅說，我們革命的後來者要憑著革命的良心記住他們，客觀而公正地評價他們，不帶偏見，不受老一輩人的派系影響。永遠不要忘記：在共產主義的赤旗下有他們頑強戰鬥的身影，在通向人類解放的道路上，有他們倒下的軀體。

　　大舅舅說：「……如果……如果能夠重活一次，我……我還要……還要這樣活……這樣活……」

　　說這話時，大舅舅正拄著拐杖，在我的攙扶下，從威廉大街12號——現在的人民路265號教堂的臺階上緩緩走下來。他是站在臺階底下的花圃旁喘息著講這句話的。講得很吃力，很痛苦，一句話被切成幾截，才好不容易從他乾癟的大嘴裡吐出來。

　　我感到了大舅舅的痛苦，腦子裡突然閃出一個念頭：或許他講的並不全是真心話？或許他知道否定了托洛茨基這個精神偶像和他所說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他一生的奮鬥將等於零？他是不是害怕掉進這個可怕的零裡，才固執地以信仰為藉口，掩飾內心的巨大矛盾和無比空虛？

　　我這樣想並非毫無根據。連綿一生的牢獄生活造成的雙重人格，並沒有因為他最後十年的自由而消失，它總會在很多時候不自覺地表現出來。我認為，這已經不是一種政治操守和精神品格問題，而是思維和表述的雙重扭曲。當然，我決不敢把這種想法講出來。這近乎殘酷。我怕這種話一說，大舅舅會用手中的拐杖敲到我頭上。更怕他老人家于狂怒之中，一頭栽倒，猝死在教堂的臺階下。

　　這是大舅舅最後一次在威廉大街上走——他總不講人民路，總說是威廉大街。夕陽在遙遠的海空上低懸著，把大街映得一片血紅。咸腥的海風一陣陣刮過來，把街兩旁那法式、德式的古老洋房的門窗吹得「嘩啦啦」地響。

　　大舅舅在那夕陽中，在那海風中，在那「嘩啦啦」的響聲中，拄著拐杖「嘚嘚」走著。走走停停，不時地用顫抖的手指著路兩旁的洋樓告訴我：當時，這座樓裡住著什麼人，那個樓是什麼機關。

　　在當年著名的威廉大街125號——今天的市婦聯門前，大舅舅舉起拐杖，指著那鉛灰色沉重的牆壁對我說：1925年的總同盟罷工，就是在二樓東邊的那間有陽臺的屋子裡決定的。決定做出僅僅一個星期，三萬遊行示威的隊伍就打著「勞工萬歲」的紅色橫幅，走上了這條大街。

　　離開威廉大街125號門前時，大舅舅又感慨地告訴我，這條由洋人建起的充滿異國情調，也充滿殖民地氣息的大街，還是過去那個老樣子，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而整整一代人卻老了，死了，在這個喧鬧的世界上消失了。

　　大舅舅因此而得出結論：如果說人生真有悲哀的話，那麼實際上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是悲哀的。在北京做了高官的郜明和他這個終身囚徒的悲哀是同等的。區別只是承受悲哀的形式不同罷了，而死亡卻在最終連這形式的區別也抹去了。

　　那天，大舅舅很晚才回去，回去之後就躺倒了，再也沒有起來。

　　在最後三個月裡，在病榻上，大舅舅把用中文寫畢的《忠於信仰的人》又看了一遍。他說，他將憑著這部遺稿而繼續存之於世。彌留前的幾天，他相當煩躁，撫著那部手稿，嘴裡不斷地嘰裡咕嚕，不知是在自言自語，還是在背誦什麼東西。詞句斷斷續續，邏輯混亂，有些還是俄語的，讓人十分費解。

　　俄語我聽不懂，我依稀記得這麼一些中國句子：「……沒有法官的法庭還叫什麼法庭……誰也不能判決信仰和思想。有貧窮就有革命。革命吞噬兒女，革命天然合理……起來，革命，革命，繼續革命。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罪人手中握著他清白無罪的一切證明，那些無罪的人呢？無罪的人沒有證明無罪的證件……如果大家都無罪呢？如果一切的努力都是製造罪惡呢？」就這麼亂七八糟的，您知道這都是什麼意思麼？

　　大舅舅去世後，北京中央黨史部門才知道，中國國內還有這麼一個見過托洛茨基的老人。他們不知道大舅舅已經過世了，提著錄音機大老遠從北京飛來，想從大舅舅嘴裡搶救出一些關於中國託派運動的資料。結果，不用說了，錄音機是派不上用場的。我動員母親把大舅舅的遺著《忠於信仰的人》交給了他們，希望他們能安排出版，為後人保留一段歷史。我認為這也許是舅舅生前所期望的。

　　不料，事情卻有些糟糕。黨史部門的同志們精心研究了大舅舅的這部遺著後發現，其中的許多史實是虛幻的、不忠實的，只能理解為一種癡狂的臆想。比如1927年托洛茨基參加越飛葬禮的時候，根本沒出現紅軍戰士為托洛茨基高呼萬歲的場面。而在新處女墓地，舅舅和托洛茨基的那番對話也幾近無稽，史料證明，關於國民議會的口號，托洛茨基在那時候根本沒提出來。在1933年軍法官審訊中的那一幕也令人懷疑。如果大舅舅當時敢這麼不策略地對國民黨的軍法官講話，恐怕不僅僅是判七年刑，而是要被槍決，有人花錢運動也沒有用。

　　當然，黨史部門的同志們並沒有因此而否認這部遺著的價值，也沒有因為大舅舅的臆想而認定大舅舅是在有意歪曲歷史事實。他們說，考慮到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不斷坐牢，所以出現一些臆想與現實的混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準備在對其重要史實進行考證並加以注釋後，予以內部出版。

　　這是不久前的事。

　　想想也真夠慘的，一個1924年就投身到馬克思主義大旗下的老共產黨員，因為托洛茨基的緣故，因為偶然的一班輪船，竟這麼度過了自己的一生！

　　我一直認為，是那班船毀了他。如果沒有那班船，如果大舅舅在1925年那個撤退的早晨跟他的同學同志郜明一起留在了清浦，那麼，他這一生決不會有這麼多磨難，今天的地位也決不會比郜明低。在那個久遠的早晨，大舅舅和郜明是站在威廉大街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大舅舅當時二十二歲，郜明也二十二歲。大舅舅1924年入的党，郜明也是1924年入的黨。可跑離了威廉大街，跑離了那個早晨之後，一切全都亂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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