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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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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憶中,走向了偉大,走向了永恆。 多少個不眠的夜晚,季伯舜寫著寫著,就握著筆睡著了。許多臆想中的景象化作奇奇怪怪的夢,飛入了他殘餘的歲月,補充了他殘餘的生命。 他夢見,他和一群人要到美麗的天堂去,而他和那群人站立的地方卻是一片泥濘的曠野。曠野上有許多路,也不知到底哪條路通往天堂。他在許多路的路口孤零零地立著,為大家找路。天在下雨,下得很大,他感到冷。通往天堂的路到底找到了,路的標記就是托洛茨基那高大偉岸的身軀啊!可偏在這時,又一群人吵吵嚷嚷過來了,說是也要到天堂去。他很高興,叫他們跟他一起走,高舉托洛茨基的大旗。那群人卻不聽他的,不相信他和他的同志們找到的這條路。他們把他抬起來,摔到泥水裡,哄笑著跑了。他木然地爬起,固執地在原地站著,迎來了第二群人。他又向他們講,他知道一條最成功的路,能把大家帶到無比美好的天堂。他們還是不聽他的,還用腳踢他的屁股,踢倒了他,那幫人又走了。他只好在泥水中爬,向他知道的那條能往天堂的路上爬。爬著,爬著,雨停了,雲散了,太陽出來了。他在耀眼的陽光中看到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站在一座高大的教堂門口厲聲責問他:「拉舍維奇同志,你們是怎麼了?中國的事情,怎麼讓你們搞得這麼糟?是不是懷疑我的馬克思主義主張不正確?」 他滿身泥水站起來,對托洛茨基道:「不,不,托洛茨基同志!我和中國託派同志們從沒懷疑過您!我們在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您的馬克思主義主張不正確,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實踐您的主張的機會,我們中國同志的素質太差!理論家多,實幹家少,有些人個人野心也太大,把有些可能爭取到的機會也喪失了。」 托洛茨基又問他:「受了這麼多磨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你還信仰嗎?」 他說:「信仰!正是這信仰的力量才使我戰勝了磨難,走到了今天!」 托洛茨基揮起了手:「說得好!生命是短促的,而信仰是永恆的!倒下了一個先行者,千千萬萬後來者將會繼續接過信仰的旗幟,一代代傳下去,直至實現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 他十分感動地傾聽著,繼續向前走。 這時,不知從哪兒飛出一顆子彈,把他打倒了。 他倒在清浦威廉大街上,眼見著安忠良、錢二小姐、郜明、鄭少白、李維民、章小寒和許許多多人提著冒煙的槍,轟轟然向他走來,用一雙雙有力的腳踐踏他的軀體。他痛極了,卻毫無畏懼地高呼:「信仰和思想是無法消滅的……」 他夢見,他躺在了病床上,不是在中國的清浦、上海,而是在蘇聯的莫斯科,守在他身邊的也不是護士,而是一幫蘇聯格勃烏,他們訓斥他,要他放棄反對派立場。他在幹什麼呢?唔,他在背誦一首詩,一首馬雅可夫斯基寫的詩: ……波蘭的督軍, 在我們的脊背上 烙上了一顆顆紅星; 馬蒙托夫匪幫 把我們活活埋在土裡, 只將頭露在地面上。 那些日本鬼子 把我們塞進機車鍋爐裡活活燒死, 他們把熔得火紅的鉛水 灌進我們的喉嚨裡…… 格勃烏人員的怒吼打斷了他的背誦,他聽到一個陰冷的聲音在說:「……拉舍維奇,這對你是最後的機會了,否則,你將被驅逐!」 他夢見,他被驅逐了,坐在牛車上。牛車不是在土耳其,而是在豫西老家的田野上緩緩行駛著,車輪的每一下轉動都發出沉重而刺耳的鋼鐵斷裂般的聲音。他聽不下去了,跳下車,擠到牛身邊拉起了車。 拉著,拉著,他變成了一頭牛,背負著重軛,吃力地向前掙扎著,馭手揚起的鞭子不時地狠狠落到他臉上、脖子上、赤裸的脊背上…… 一直到被特赦釋放,一直到死,大舅舅都沒能擺脫那接連不斷的倔強而苦澀的夢。這一點,是我在大舅舅死後,讀完他的全部書稿才知道的。直到這時,我才明白,為啥他會默默望著閣樓窗外的東平湖,獨自一人悄悄流淚。為啥他會在彌留之際掛記著那艘1925年駛離清浦港灣的「大和丸」。大舅舅的一生就是一場接連不斷的噩夢,而噩夢的起點正是那艘大和丸的甲板。 大舅舅告訴我,在安徽勞改農場寫的東西一直沒被監管人員發現。在監管人員看來,他是只死老虎了,蹲在那間不足五平方米的小房間裡,等於提前進了墳墓。他們再也沒想到,這個老犯人的生命力會這麼頑強,竟會挨到特赦那天。而且竟在他們的眼皮底下以寫材料為掩護,陸陸續續用俄文寫下了近二十萬字的回憶錄,並在釋放後又活了九年,最終用中文完成了這部遺著《忠於信仰的人》。 我想,他一生中真有什麼值得他自豪的事的話,這正是最大的一樁:大舅舅用堅定的信仰,創造了生命的奇跡,向人們昭示了生命在苦難面前的驚人承受力。 大舅舅是1985年以八十二歲高齡辭世的。和他的母親,我的外祖母同壽。他咽氣是在夜裡零點以前。母親說,若是在零點以後,便是第二天了,第二天恰是我外祖母去世二十周年的忌日。 對大舅舅這獨特而複雜的一生,我不知該怎麼評價?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個頑強不屈的戰士,還是個固執己見的瘋子?我不知道作為一個人,是不是該這樣追求,這樣生活? 大舅舅說,就應該這樣追求,這樣生活。這是作為萬靈之長的人與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更是作為一個革命者和庸庸碌碌的市儈們的一個重要區別。 大舅舅說,他如果願意的話,是可以換一種活法的。他一生的苦難不是命中註定的,而是他自己選擇的。1928年在莫斯科,他選擇了被驅逐;1933年在上海,他選擇了坐牢;1938年,面對日本人的利誘,他沒動心……他不是沒有選擇的機會,而是不願意為一己私利去做市儈,做苟活著的劣等動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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