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33)_周梅森

三三

　　而自稱十分愛國的太平洋商行買辦總理申雅靈，卻以前英國劍橋經濟學留學生的資格奢談抗日之不足取，說是根據中日兩國財力、物力比較，中國和日本能平手開戰需臥薪嚐膽二十年方具資格；而若要戰勝日本，以日本經濟緩慢發展或停滯不前為前提，亦需五十年到八十年。申雅靈得出的結論是，就目前中國國力而言，應力避大戰，減少小戰，以忍辱負重姿態取得國際同情——最重要的是英、美同情，在英、美干涉下，促進東亞變局。

　　聖安東大學的華人校董，東西洋商業公司的董事長呂艾民則更不是東西，自以為做著校董，便是「教界人士」，做出很有學養的樣子，鼓吹「多難興邦」。

　　據這位董事長說，過去割讓租界也好，如今日本人佔領也好，表面看來是大災大難，實際並非壞事，叫做「禍兮福所依」！就拿租界來說，原本荒地一片，西洋人一來，洋樓、馬路全有了，電燈、電話全裝了，西洋文明直接地送給了中國。「九一八」日本人佔有了東三省，東三省的工業、市政幾年便大變樣，日本人占了地盤，就得建設，不建不行，咱中國人又坐享其成。日後，若是英國、法國、日本、美國，也都像俄國那樣來次革命，中國地上的洋樓、馬路、電燈、電話能飛了？還不都是中國的？！因此，呂艾民認為中國斷無必要如此認真打，尤其沒必要在S市認真打。

　　公開宣佈抗日必亡的，是日華銀行董事會主席潘仲良。這位財界大亨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方方面面都崇拜得五體投地，認定中國八十年後也敵不過日本。潘主席主張能忍則安，並進而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國應隱忍八十年到一百年，讓日本把中國的國民精神徹底變個樣，才有資格考慮自身的生存問題。潘主席振振有詞地說，也許一百年還不夠，中國人自私自利一盤散沙的劣根性是有遺傳的，非經幾代至幾十代的長久演進，不足以改變。

　　這些體面人物的高論，蘇萍時常聽到，蘇萍鬧不懂，父親難道就不曉得這些高論的荒謬無恥麼！何以不作出必要反應？何以總默默含著雪茄聽任這幫准漢奸，或許是明日的漢奸信口開河？身為大學者的父親留學日本五年，又在西洋各國考察了三年，學貫東西，只要開口講話，自比她這個聖安東大學的畢業生強得多。

　　後來才明白，這是人心的淪陷。

　　軍事上的淪陷是突發的，看得見的，而人心的淪陷卻是漸進的，看不見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父親中國人的良心也在慢慢淪陷，從早先在市府聯合電臺發表「論抗戰必勝前景」，在《遠東電訊》上領銜緊急呼籲，到今天默默容忍這些漢奸言論，其心靈必然經歷了一番慘烈的廝殺。父親保護莊旅長、汪副官是一回事，心的逐漸淪陷是另一回事——也許正是想力阻良心的淪喪，父親才繼續承擔對莊旅長、汪副官的義務的。

　　對照同輩人看看，事情就更清楚了，詩人方鴻浩不是參加「東亞反共同盟會」了麼？還替漢奸們編起了《新秩序》。湯喜根不是也到《新秩序》做了庶務！他們當初許國的決心呢？全不見了。日本人的槍炮沒有打倒他們，被奴役的環境卻打倒了他們，他們都倒在日本人扶植的維新政府腳下了，這事放在幾個月前，她決不會相信。

　　方鴻浩和湯喜根開頭都是忸忸怩怩的。方鴻浩來看過她一次，還送了一束鮮花來，說是自己已謀到了新的職業，主編藝文欄目，連《新秩序》的名字都沒敢提，更不必說那個什麼「東亞反共同盟會」了。湯喜根更滑稽，只說自己還做庶務，以為她不知道《大華報》不辦了，開口閉口還是《大華報》如何、如何。她毫不客氣地當場戳穿了湯喜根的把戲，搞得湯喜根臉色蒼白。

　　對湯喜根是可以罵的，她罵他不知廉恥，不是東西，既對不起自己終身為傭的老母，也對不起蘇家的資助栽培和為人的良心。

　　但她卻無法改變湯喜根的選擇，這個做夢都想往上流社會擠的傭人的兒子老老實實挨訓，三天之後又到《新秩序》去了，其後便不常到蘇府來了。

　　對詩人方鴻浩，蘇萍什麼也沒說，權當不知那《新秩序》為何物。方鴻浩巴結她寫稿。她便把方鴻浩在洋浦港陣地上吟誦的「我去了」的詩抄了一遍，冠以《不屈的中國》，寄給了方鴻浩，嚇得方鴻浩第二天一早便跑到她家謝罪，大談了一通自己是如何的沒辦法，求她千萬別開這種危險的玩笑了。

　　她什麼也沒說，手往門外一指，要方鴻浩滾。

　　方鴻浩憂心忡忡，不敢滾，賴在門口可憐巴巴地望著她，大談自己是如何地傾慕她，願像只淘氣的狗一樣圍繞在她腳下。

　　蘇萍噁心得幾乎要嘔吐，「砰」的一聲關上門。方鴻浩便在門外隔著門板述說，自己愛她是真心的，決無攀附之意，正因愛她，才想在文學上千些名堂。主編《新秩序》藝文，既可自己出名，也可讓她蘇萍出名。他能把她捧成大詩人，而她以大詩人和聖安東大學畢業生的雙重身份留洋英國劍橋或美國哈佛，必將受西洋矚目。

　　她氣得直流眼淚，隔著後窗看見門房老張，才喚老張過來趕走了方鴻浩。

　　還是白興德好些，雖說丟了《大華報》庶務主任的職位，生活困頓，卻沒有事敵。她讓雜役錢老伯送了三十塊錢和一些東西去，白興德也帶著太太來拜謝了一回。

　　白興德說，國難見人心，現在眾人的人心、人格都看出來了，這也是好事。

　　又說：「蘇二小姐，你看著好了，我白興德餓死也不當漢奸，也不替漢奸做事！老方、老湯他們背下裡說我愛財，我愛財不錯，更愛國！國家亡了，要那麼多錢財還有什麼用？！」

　　湯喜根的兄弟湯祖根也不錯，從拘禁營放出後，又到了亨利布廠，偶爾來看母親章媽，總要對她大罵一通日本人，還流露出要逃出S市到後方從軍抗日的念頭。

　　她沒敢說自己家就藏著國軍的少將旅長——這事除了蘇府裡的人之外，只有德國醫生霍夫曼知道，連湯喜根、方鴻浩他們都不知道。

　　她對湯祖根說，能跑出去扛槍最好，就是一時走不開，也得保護好自己胸腔裡的那顆中國心，不能讓那顆中國心臣服於日偽暴政的淫威。

　　就是在見過白興德、湯祖根以後，浮出於點事情的念頭的。她是一個中國年輕的知識婦女，一個新時代女性，要為阻止人心的淪陷做些努力。

　　她和閣樓上莊奉賢旅長很嚴肅地說了自己的想法，眼裡汪滿了淚，仿佛父親的來訪賓客，自己同輩朋友的道德淪落都與自己有什麼關係似的。

　　莊旅長問她：「你想幹些什麼呢？難道和幾個年輕朋友上街摸鬼子的崗哨？往維新市府辦公樓扔炸彈？即便你敢於，有人願意跟著你幹，你又到哪去弄武器？到哪去搞炸彈！難道拿蘇多的玩具手槍去對付日本人的刺刀？」

　　蘇萍道：「得讓日本鬼子和維新政府的漢奸知道，中國人的人心是無法靠武力征服的！傅予之這臭老頭敢再到我家來，我就敢用菜刀劈他！」

　　「孩子話，傅予之就是真來，你也劈不了他，他的隨從保鏢多得很！」

　　「反正得做事，做點讓中國人人心振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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