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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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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方面來說，將來葉蓮子的遭際是好是壞，都是她咎由自取。 顧秋水沒有對葉蓮子說到阿蘇的慷慨解囊，他不好意思，堂堂一個東北男人，花女人的錢是太丟臉了。 這段內情葉蓮子一概不知，還以為顧秋水對阿蘇是萬般寵愛在一身，越發覺得自己是豬狗不如的了。 淪陷後的香港水、電、糧奇缺，他們趁著日本人以趕走難民來解決香港水、電、糧荒的辦法；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初逃出了香港。 先坐小船到廣州灣，在小旅館裡住了幾天，因沿途常有強盜出沒很不平安，逃難的人群總是湊多了再走，也能有個聲勢壯壯膽子。 人們徒步而行。那真是一條混濁的人流，與歌舞昇平的香港是大不同了。 人們儘量掩蓋起本來的面目，可從他們肌膚的色澤上、步履上、作派上，仍然可以看出他們在香港吃的是什麼館子，在哪家店裡買的衣著鞋帽……顧秋水就想，日本人是真看不出來，還是給他們一條生路？ 走著，走著，就走不動了。吳為太小，老讓葉蓮子抱著，葉蓮子本來身體就弱，又不敢讓顧秋水代勞，只好抱著吳為一步一步奮力往前挨，看著就落在了眾人的身後。 誰能等她！死亡這時候是用腳步量的，每快走一步，就早得一步安全、不但葉蓮子腳上全是血泡，連顧秋水這樣行伍出身的人，腳上也磨起丁血泡。好在阿蘇生在廣東，從小赤腳走路，有關腳的考驗從來難不住她。 顧秋水只好雇個滑竿，讓抱著吳為的葉蓮子坐，他和阿蘇步行。 走了幾天，顧秋水也受不了了，不時和葉蓮子換乘一下滑竿。阿蘇和葉蓮子就走在滑竿的兩側，就像她們在同一個屋頂下那樣，儘量誰也不看誰，誰也不和誰說話。 顧秋水坐在滑竿上想，阿蘇出路費，他和葉蓮子卻輪流坐滑竿，阿蘇會怎麼想呢？可他又不能不坐，他的腳太疼了，疼得他真想把兩隻腳扔了。 顧秋水和大多數男人一樣，有份不多不少的良心，在妻子和情人之間常常感到難以兩全：怎麼才能讓自己懷裡擁著這個的時候，不覺得欠著那個？怎樣才能讓自己和那個睡的時候，不覺得欠著這個？……他無法兩全。既然不能兩全心裡就有些愧怍。因為是在路上，又沒有一個機會、場合讓他來安撫阿蘇，這愧怍就更沒有辦法化解。 所以他遷怒于葉蓮子和吳為就理所當然。要不是她們母女的拖累，哪怕他從頭到尾坐滑竿，也不一定對阿蘇有這份倍數翻番的歉疚。於是就不斷找茬兒，罵葉蓮子、打吳為，打得吳為一路不斷號哭，同路逃難的人無不討厭這個愛哭的小丫頭，她使他們煩亂的心情更加煩亂了。 有幾次顧秋水對阿蘇說：「阿蘇，你來坐一會兒吧。」 阿蘇輕輕地搖搖頭說：「你坐。顧秋水也就不再讓了。 簡短的對話裡是無比的默契，不用摟、不用抱，就足以分出親疏。 葉蓮子又是一陣心酸，顧秋水現在不但不再用這種聲調和她說話，甚至連話都不跟她說了。葉蓮子走在滑竽這邊，咬牙切齒仇恨著自己不能扭頭就走，遠離這種屈辱。阿蘇在滑竿那邊想，以她的地位來說，哪兒有讓顧秋水走路自己坐滑竿的？她是什麼人？不過是個下女，如今顧秋水能把她放在葉蓮子之上，她已經滿足了。葉蓮子坐一會兒滑竿就坐一會兒吧，她抱著吳為呢，吳為到底是顧秋水的骨肉。阿蘇喜歡孩子，可是她和顧秋水過了這麼多日子，卻生不出-個。要是能自己生個兒子，這一輩子不說十全十美，也差不許多了。 2 終於到了桂林。 到達桂林後，顧秋水一家終於可以分房而居。葉蓮子也有了一方之地，可以像耗子躲貓那樣躲著顧秋水，除了操持家務，整天躲在房間裡不敢露面，一言一行全看顧秋水的臉色行事。顧秋水自然也再聽不到她的夢魘，一時沒有了尋釁的理由，反倒讓他有些失落。 不過他總會找到新的理由，而且這理由來得很快。 比如工作開展不順利，受到他人的輕視，經濟沒有了來源…… 到達桂林之後，金奉如也比在香港多出許多煩惱，很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起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和顧秋水的關係反倒比在香港時和諧。 除當地一批文化人士，桂林還雲集了從香港逃出以及從上海或重慶轉移過來的進步文化人士，且色彩紛呈，各有各的小圈子。共產黨的勢力範圍內混有國民黨，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內混有共產黨，只有民主黨派不往共產黨的勢力範圍或國民黨的勢力範圍裡混。但民主黨派的花色更為齊全，不但共產黨對它有興趣，國民黨也對它興趣有加。 桂林雖屬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的勢力範圍，李濟深當時也在桂林，但因與蔣介石有一定的矛盾，抗戰的態度比較積極，政治空氣比較寬鬆。 也許因為政治空氣比較寬鬆，各派各系文化勁旅之間的鏖戰，也就並不比前方的抗日戰爭遜色，互相指責對方「左」或「右」，清談革命形勢前程，自詡文化盟主、革命領袖……難怪有人說文化人是賤種，寬鬆不得。 所謂進步文化人士，不過就是在桃園的七星岩茶館、湖南飯店，或在美麗川菜館那些地方空談一番。大都穿一套白帆布西服，戴一頂法國便帽，拿一根手杖，連顧秋水也到寄賣店買了一套白帆布西裝穿上。這套帆布西服葉蓮子一直隨身帶著，哪怕失業挨餓也沒有送人當鋪，倒是一九四九年後，被吳為改制為一個書包，上面還用毛線頭繡萬九朵紅花。金奉如忽然多出不少頂頭上司，誰都想指揮指揮他，他忿忿地想，不過因為他工作在民主黨派。最讓金奉如看不慣的是一位號稱詩人的人，誰也說不出這位詩人到底寫過什麼詩。他忽而將大家』召到一起，分析形勢、權衡得失、商定對策，好像日本人、國民黨、共產黨的形勢就在他口袋裡裝著；時而打探來了哪些新人，為什麼不到他這裡拜碼頭；甚而視自己為文化界生死存亡的關鍵人物，不但統領文化界的大事，連誰請誰吃飯，誰發燒拉肚子都必得向他報告。如果哪個飯局忘了他，他很可能親自出馬，到飯局上指手畫腳一番；每日檢查報紙雜誌，如果頭條不是他，那麼那家報紙雜誌不說永無寧日，至少也得有那麼一段時間無有寧日。 另有一位文藝理論家，麾下麇集著幾位被男人始亂終棄，並以「身體寫作」，或以「革命加愛情」為題材寫作的女藝術家。』他們著重於政治手段的應用，不但可以捧紅某個聽「招呼」的人，也可以棒殺某個不聽「招呼」的人，自然是以革命的名義。而對麇集在詩人麾下的文化人土，不是排斥就是封殺；時而指責某位是奸細，時而定性某位是國民黨特務，鬧得人心惶惶，互相猜忌，互不信任。 顧秋水以他到過延安的罕驗，準確無誤地判斷出那位文藝理論家似乎更有來頭，也就未能免俗地緊跟。文藝理論家自然向一些報刊推薦顧秋水的文稿，他就在以堅持抗日、團結、進步為宗旨的《力報》上寫些小文章，掙點稿費混飯吃，——就像包天劍將他扔在香港，沒有找到飯轍之前；靠賭博贏點小錢混飯吃的狀況一樣。頤秋水一輩子也沒有過正當的職業、正式的收入，也許有過當作家的願望，可是他華而不實，吃不了苦，沉不下心。當時桂林物價奇高、物資奇缺，連鄒可仁也是賣了父親帽子上的一顆翡翠「帽正」，得了二十萬元，才渡過難關。顧秋水一家生活更是困難，勉強有口飯吃。偶爾吃：，頓小豆大米乾飯，再有一個涼拌黃瓜，吳為就覺得好得不得了了，老對葉蓮子說：「媽媽，我要吃豆干飯。」 更不要說顧秋水的處境如何狼狽。鄒可仁對他該用的時候用一下，沒用的時候根本就不理他，但他還是沒臉沒皮地跟著鄒可仁。不沒臉沒皮又怎麼辦？他有不沒臉沒皮的本錢嗎？儘管沒有任何政治或物質資本，卻還有個從政的小野心，只好忍氣吞聲、臥薪嚐膽，鞍前馬後、跑跑顛顛，只盼著有朝一日鄒可仁得勢，他也就能水漲船高，得惠一二。兩位霸主比拼的結果，以詩人出逃而告終。一位出身學生酌桂系軍閥姨太太，在一次文化活動中聽到詩人朗誦，那首愛情詩讓姨太太淚流滿面，在她看來那首愛情詩已與高大魁梧、玩世不恭的詩人融為一體。他們的愛情就像桂林氾濫一時的流行小說，更似張恨水早就寫過的《啼笑因緣》，鬧得滿城風雨，姨太太被軍閥一槍斃了之後，詩人聞風而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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