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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大白天的，辦公室裡還亮著電燈，隔壁房間不時響起電話接線員的呼叫聲和打字機的噠噠聲。 　　領導背著手站在巨型寫字臺後，看上去很像蘇聯早期電影裡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蒼白著、瘦削著，嘴唇薄而五色，鬍子、頭髮毫不修飾地蓬亂著，說明著已久沒有良好的睡眠和飲食。他表情嚴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語、精明、警覺地打量著他們，在白日裡有些病態的燈光輝映下，如一塊可懼而不可親的堅石。 　　巨型寫字臺上，滿是紙張、鉛筆、報紙、文件、還有一個地球儀和一個插滿長長短短煙蒂的煙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張寫字臺前，領導沒有請他們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爭、速戰速決的模樣。冷傲的胡秉宸到了這時也只能照單全收。而眼前這間辦公室的氣魄和威懾力，只有多年後，當胡秉宸坐在部長辦公室的巨型寫字臺後才找到感覺。 　　胡秉宸說：「我們是來轉組織關係的。」順便說到委派他來上海工作的上級姓名，報告了他來上海的任務，彙報了任務完成情況，有關日後的工作安排卻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組織關係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歷，組織關係轉到哪裡，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裡。 　　幸虧胡秉宸在解放大軍人城之際；立刻與委派他來上海工作的上級取得了聯繫。革命勝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緒之前，「上級」，就是一張有效的通行證。 　　領導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職務來說，到這裡轉組織關係應該說是合乎級別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說什麼。因為食指和中指夾著香煙，就用拇指和無名指從一堆亂紙裡抽出一張紙條，草草寫了幾個字後交給胡秉宸，然後就著一臉鄭重地思考，一臉鄭重地繼續吸煙。 　　出了大樓，胡秉宸展紙一看，與他送到大別山的那條捲煙紙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書一行：「均為中共正式黨員，現轉至你處。」 　　憑著這條小紙，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幾個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崗位。沒人審查，也沒人懷疑。 　　共和國進入經濟建設時期，其中一位在填寫履歷表時請教胡秉宸，這一段歷史怎樣填寫為好。他竟對那位同志說：「就填參謀。」該人從未得到這樣一個職務，可也從未有人置疑過這個頭銜的合法性。 　　多少年後，在胡秉宸與吳為那場驚天動地的戀愛事件中，這位「真假參謀」才在白帆對吳為的自衛反擊戰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參謀，還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組織老戰友成立了一個「白胡婚姻保衛團」。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齡以確定老幹部的離休待遇時，這位「真假參謀」才忽然對胡秉宸聲稱，因對白帆有個私生子的隱情和他們的婚姻危機不甚瞭解，才錯誤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後不但不反對胡秉宸逃離與白帆的婚姻苦海，還要協調「白胡婚姻保衛團」其他同志，勸說白帆同意離婚等等。 　　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為自己的私事，違心地為「真假參謀」寫下一具證明。胡秉宸苦笑著對吳為說：「……昨天來了十幾位『保衛團』中的一位，因為他有事求我，我簽個字他就變成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我不簽字他就變成一九五O年參加工作，每年差幾百塊錢的離休費哪——不過幾百塊錢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當機立斷，他和他領導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嘔心瀝血的革命歷史，很可能就在那個不知所從的瞬間抹得精光，連他本人也可能湮沒在歷史車輪的塵埃裡。 　　組織關係落實後，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個單位。被接管的單位其實很近，步行不過二十分鐘，但是胡秉宸堅持要上級給他們派一輛吉普車。 　　一九四九年後直到二十世紀末私人汽車重新出現之前，汽車始終是一種政治地位、行政級別的證明。而當時所有被接管單位，都會舉行盛大歡迎式，汽車，尤其是吉普車，在那種場合，不失為展現政治級別、革命威風的絕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車終於來到，卻並不是派給胡秉宸的專車，車上還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符號，臂上戴著鮮紅的「上海軍管會」袖標，讓身著奇裝異服、沒有這等裝備的胡秉宸，好一陣說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為什麼突然對一起等了許久吉普車的手下人說：「你們幾個就不要去了。」在瞬息萬變的新形勢下，這句「你們幾個就不要去了」，不知對跟隨他多年的那些人；將發生怎樣的影響。 　　9 　　直到與史嶠重逢，才把胡秉宸從趙大錘的槍桿子下解放出來。 　　早在重慶日寸期，史嶠就看出胡秉宸與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為，可以說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嶠就會有點黯然神傷地想起過往的一切。 　　同樣，與史嶠的相逢也讓胡秉宸發出時光荏苒的感歎。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見到出獄後的史嶠，大家為此緊張、躲避過一陣，過了很久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才放下心來。後來又聽說他在重慶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嶠到香港後找到黨組織，接受上級機關的審查後，又根據黨組織的意見來到前線繼續革命，實際上是明升暗降。職務對史嶠沒有什麼意義，明明白白的是組織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長籲一聲繼續埋頭革命，像史嶠這種人還能做什麼？ 　　胡秉宸在史嶠領導下工作多年，也很讚賞史嶠的為人，卻並不同情史嶠的結局。 　　身處地下狀態，隨時隨地在生死中穿行，怎麼能講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犧牲、工作受損的緣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個重要的地下聯絡點，正是史嶠的錯誤。 　　地下黨人的工作生活極其艱難。當胥德章和常梅結婚時，史嶠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為他們舉辦一個簡單的婚禮，大家也可趁此機會聚會一下，卻遭到胡秉宸的強烈反對：「這樣集中起來相當危險，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紀律，按規定我們只能單線聯繫。」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則，史嶠的住地必須絕對保密，如與下面同志聯繫，只能在約定時間、到指定地點碰頭。事實證明，這一套工作原則在李琳叛變後，確保了他們那個系統的安全。所以胡秉宸總是對吳為說：「我是在十多年嚴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不習慣於事先馬虎放縱，事後懊悔著急。一輩子有過多少千鈞一髮、獨人虎穴的時刻，國民黨卻從來沒有抓住我，原因就是嚴格。」「秘密工作是嚴格的概率論關係，要嚴格按照規律辦事，只在非常必要時才冒險，不做不必要的冒險，這就是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活著。有次周恩來找我談工作，我掏口袋時順手掏出一個電碼本，那雖是明碼而不是密碼本，周恩來還是嚴厲地批評了我：『為什麼身上還帶著文件？』到秘密機關接頭是絕不許可攜帶文件的，我從此再也不帶。」 　　「地下工作又是艱苦、平凡、日常、絕對細緻嚴密、萬萬不能失誤的組織工作。這個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潛質的優秀幹部，不管隱蔽多少年都能堅持下來，不論有什麼苦悶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許用得著也許用不著的『需要』而窮年累月積累著力量。說不定哪天走在街上，從對面走來一個人與你擦肩而過，突然塞給你一張紙條，任務就來了……」 　　有一次說到這裡，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個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終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錯了頭…… 　　可誰又能說她的確接錯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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