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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胡秉宸又立刻閉上眼睛，一時間什麼也沒說，只一味長長短短地運氣。他不只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嚴受到了侵犯。

　　胡秉宸是收斂的，並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態，以至失於矯飾。

　　但在青少年時代絕非如此。

　　三十年代，國難當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學裡也有了軍訓課。胡秉宸上軍訓課的時候，總是在出右腿的時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時候出左手(無獨有偶，二十多年後吳為上體育課學正步走的時候，也是如此)，於是他討厭了軍訓課。

　　軍訓教官是個軍閥時代的老頭子，上課的時候，經常拿出一個帶蓋的大表來看時間。胡秉宸有一次在隊列中大聲提問道：「老師，你的表是周朝的吧？」

　　結果是他的軍訓課不及格。

　　不過那個帶蓋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時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時候出左手有什麼關係？惹著他還是礙著他了？

　　到了大學預科，教英文的是個流裡流氣的英國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兒到北戴河開咖啡館，這首先讓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課，他都在課桌底下看其他書籍。教師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來問道：「你為什麼不聽課？」他說：「你講的我都知道了，再說，你還經常講錯文法。」

　　英文課是大課，上課學生約有一百多，本就眾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從階梯教室的高處擲下，平添了多少壓迫？教師極難收場，但也無奈他何，只好很響亮地打了自己兩個耳光。

　　胡秉宸想你愛打就打，然後泰然坐下。

　　最後校方以換一個美國人教英文收場。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斂，幾乎還是張揚而刻薄的了。

　　這樣的鋒刃，到了延安以後才漸漸收入劍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陝北公學學習，成仿吾校長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廣東人。」

　　非常肯定。對校長這個小小的失誤，本可一笑了之，他卻馬上分辯說：「我不是廣東人。」

　　成校長笑了笑，告訴他教室在坡上的窯洞裡，讓他上課去。

　　很快地，類似的事情就越來越少地發生了。

　　桀騖不馴的胡秉宸自己也沒想到，突然之間，身不由己地變做了一個肯於接受教訓的人。

　　當他的革命資歷，一頁一頁積累成一部百科全書的時候，回想起這個身不由己的改變，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淺的結論。他受到的教訓不多，大約只有那麼兩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個教訓緣於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學德國，很有學識，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時曾被「中統」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場戲裡的楊延輝一樣，用了一個假名，假降，方才出獄。

　　當然他也可以像後來的小說或電影裡寫的、演的那樣：等待黨的營救；再不就通過獄中內線，將消息傳送出去，靜候黨的指示等等。可是黨並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誰是獄中的內線……

　　《四郎探母》是經久不衰的劇目，除五十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廢黜一段時間外，從咸豐年向演到現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過於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終不甚得意。所以說，戲劇是戲劇，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這並不是最後的結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總應該去看望一下，這也是古已有之的規矩，他那時還不懂得一旦什麼人不再得意，即便親爹也要脫鉤，最好是投井下石。這一次看望，讓胡秉宸做了好長一段時間檢討。古已有之的規矩從那時起，就已成為作不了數的老皇曆。

　　引子卻是他用老曲子開了個玩笑：「黃河之濱，凍死了一群中華民族倒黴的子孫……馬馬虎虎、吊兒郎當是我們的作風……」被人匯了報。

　　胡秉宸填寫的歌詞，和原版的歌詞「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不但相距遙遠，簡直就是背道而馳。

　　背道而馳是什麼？是反動。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覺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舊瓶新酒，怎麼到了他這裡連玩笑都不行？

　　他驚訝，區區小事也能做出這樣大的文章。然後他開了竅，「彙報」實在是這裡需要學習的重要科目。但他並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點，這種事只能靠自學成才，不能指望他人傳授。

　　如同顧秋水和包天劍將軍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彙報」一樣。「連咳嗽一聲都有人彙報！」顧秋水如是說。後來他們又從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說與此毫無干係。

　　後來胡秉宸又總結出，挨「整」，一般都是從這種不起眼兒的小事開始。你以為不過如此的時候，槍子兒可能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一九四三年，這朋友自然不能逃脫「搶救運動」的：搶救」。

　　幾年後，胡秉宸聽到消息說，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中央決定戰略撤退，途經永坪鎮時，這位朋友與幾個在「搶救運動」中被「搶救」，歷時四年也不能結案的犯人，甚至還有幾個不知到延安來幹什麼的西方人，被子彈送上黃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們的屍體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擊至永坪的胡宗南部從井中挖出他們的屍體並就此大造輿論，他們則會像泡沫一樣了無痕跡。然而他們卻沒有珍妃的運氣，日後成為電影或電視劇取之不盡的素材，——那無論如何也算是一種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如果中央不從延安戰略撤退，如果假以時日對他們繼續審查……也許不至於落得如此下場。

　　當時延安幹部不過三萬多人，外來幹部不到兩萬，這些外來幹部在「搶救運動」中很少倖免。保安處關押犯人的窯洞人滿為患，約十平方米的窯洞，即便擠進八個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時的盛況，死於永坪的一千人，無論如何，原來也算是執行了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問題還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當胡秉宸輾轉收到一張不知何人所寫、何人所托，大不過巴掌，周邊參差缺損的粗麻紙字條時，對那沒頭沒腦的文串已不再書生意氣——

　　「你是怎麼到延安來的？說具體的，具體的。」

　　「先是坐火車，後來又換汽車。」

　　「啊！我們革命這麼多年連火車什麼樣兒都沒見過，你倒是又坐火車；又坐汽車。你說說，什麼人才能坐火車和汽車？」「什麼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還詭辯！國民黨能給你坐火車、汽車的待遇，你還不是特務？」不但不再書生意氣，而且隨即對一個跟隨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員說：「雖然我很瞭解你，但如果組織上說你是特務，我也會馬上槍斃你，絕不手軟。」他慶倖自己「搶救運動」時已經離開延安，如果還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倖免。不談火車、汽車，只憑知識分子這一條就夠了。

　　沒想到「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讀書之人。他沉吟著敲擊著桌子，思忖道：知識分子今後恐怕很難做人了。以後每逢「運動」，胡秉宸都會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靈，說不定會感謝在水坪鎮遭遇的那顆子彈。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時期，有過一場比較嚴重的、對女人的沉迷，幾乎導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揚鎬。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過四次幾乎導致分手的衝突，但以這一場最為劇烈。除政權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還將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線。

　　除了分道揚鑣，恐怕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眼來說明他們當時的狀況，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履行過結婚手續，因而也就無法使用離婚這個具有法律意義的字眼。那時的革命者還相當古典，誰和誰同居，或有一段長久關係，或在長久關係之外偶爾有一短暫的插曲，甚至點染著世界大同的色彩，簡直算得上是革命的瀟灑。手續等等，更是形式主義。

　　白帆卻很傳統，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當正式，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她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辦公處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鋪上撿到白帆寫給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滿哀怨和乞憐，內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諒我偶然的錯誤嗎？」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從未對他人說過白帆一再發生的「偶然的錯誤」究竟是什麼錯誤，也從沒對他人說過他為什麼不能原諒那「偶然的錯誤」，只是要求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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