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28)_張潔

二十八

　　我沒吭氣，只對媽得意的笑笑。

　　媽，那叫打開局面嗎？那只是當下三爛、裝孫子，並以此來討取人家的歡心。

　　就在我為簽不簽字手術而憂心如焚的情況下，也得強顏歡笑地陪著前來消閒解悶或觀賞名人的人高談闊論，那是真正不惜血本的感情投資，為的是媽在緊要關頭，能夠得到較為悉心的照料。

　　恐怕對外的這種投降主義和我的宵小之心也不無關係。

　　好比，我能得罪小阿姨嗎？得罪了她，我不在家的時候她能好好照料媽嗎？說是為了好好照料媽，其實還不是為了自己可以抽身而去？

　　這時媽又要喝水，真給她端過水去她又喝不了幾口，讓我們端走。或是剛在床上躺好，又讓我們扶她起來喝水。

　　或一會躺下，一會坐起。每種體位都保持不過兩三分鐘的樣子。

　　我壓抑著心裡的不滿懇求她：「媽，您天天晚上都鬧得我們一點不得休息，要說您晚上鬧那是因為『譫妄』沒有辦法控制，白天您再鬧就說不過去了，小阿姨晚上照顧您已經很辛苦了，白天咱們應該儘量讓她休息，如果她白天也得不到休息，如果撂了挑子，臨時再上哪兒去找這麼一個熟悉情況的阿姨？現在的情況是越少出問題越好。」

　　我每天到醫院後，什麼也不讓小阿姨幹。而是讓她把折疊床撐到陽臺上去睡覺。為的是讓她晚上和我輪換著陪床，我的體力已經消耗得不能獨自支撐這件事，所以特別害怕小阿姨撂挑子。

　　其實，媽哪兒是折騰人，她是病得開始折騰自己了。

　　媽好像根本沒有聽進我的話，一會兒又要坐起來。我沒有好氣地扶她坐了起來，並讓她自己披上夾克。

　　她的手顫抖得更厲害了。

　　時間過得越久，我越能咂磨出她當時的神情，她不但隱忍著極大的不適，還要在穿衣的逼迫下逃遁無門，心神敗壞地瞪視前方。

　　她看也不看手裡的夾克，拿起夾克的下擺當領子，伸出胳膊就去穿袖子，那怎麼能夠穿進？我不但不幫她糾正，還冷酷地說：「好好看看，那是袖子嗎？那是袖子嗎？」

　　任她長期這樣「鬧」下去總不是個辦法，特別是在晚上，對沒有人手可以替換的我和小阿姨，實在太辛苦了，別的病人都是老婆、丈夫、兒子、媳婦、女兒、女婿什麼的一齊上，就是那樣他們還感到力不能支。更何況我除了陪夜還要應付一切想到，或是想不到、一環扣一環的方方面面。

　　只好想出這樣的辦法騙她：「您鬧得病房裡的大夫、護士、病人都對您有意見了。我一到醫院，大夫護士就抓住我反映您的情況，讓我帶您出院，所以我都不敢到醫院來了，怕人家抓住我，讓我帶您出院。老房子交了，新房子還沒裝修好，咱們出了院上哪兒去？只好住到老孫那兒去。」

　　知道媽最怕住到別人家裡去，就拿這個威脅她，希望她能迷途知返，知難而改，在醫院和先生之間選擇其一。

　　媽一輩子都沒痛痛快快地活過，非常看重別人的反應。老對我和唐棣說：「別人讓人家說咱們的閒話……」

　　我和唐棣就會激烈地反對：「偏不！為什麼要在乎別人的閒話？有些人吃飽了不幹別的，就會拿閒話害人。人活一輩子不易，再為那些別有用心的閒話委曲自己不是太傻了嗎？」

　　或是自尋煩惱地說：「某某今天和我走對面也沒有理我，是不是對我有意見了？」

　　這肯定和她自小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一切要看別人的眼色行事有關。

　　因為深知她的忌諱，就編造大夫、護士對她反映不好的假話嚇唬她。

　　又嚇唬她說：「您什麼時候改好了，我什麼時候再到醫院來。您要是不改，我就永遠不來了。」這樣嚇唬她實在太無情了。

　　人一上了年紀本就來日苦短，和至親至愛的人多守一會兒是一會兒，誰知道以後（還有多少個以後？）乃至明天，還有沒有這樣的相守的時機，更何況她的自覺症狀越來越不妙，到了這時候她心中一定明白，一天看不見我，可不就少了一天和我的生聚。

　　「我永遠不來了」與她是多麼大的打擊。她又怎麼知道我僅僅是嚇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您要是不鬧我就去打電話把阿姨叫來。』」

　　晚上回家的時候，又拐到陳敏華大夫家去取我托她給媽買的「保護一號」，這是北大醫院為預防放療的副作用而研製的中成藥，據胡容說效果很好。現在這些藥還在家裡放著，散發著一股涼森森的味道。

　　第二天我果然沒能到醫院去。我找裝修公司去了，想讓他們抓緊時間把新房子裝修好，無論如何媽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經談起出院的時間問題。別人手術後三四天就出院了，我們已經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個裝修公司根本不講信譽，扯皮扯到下午，問題照樣解決不了。從裝修公司出來已經很晚，就沒再趕到醫院裡去。

　　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問過媽：「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電話把阿姨叫來。」

　　媽傷感他說：「她生氣了，再也不會來了。」

　　這件事純屬巧合，卻傷透了媽的心。

　　從此她晚上不再鬧了，睡得也安靜了。

　　還也許，正是我這一番「訓話」把她嚇壞了，怕我真會因此丟棄了她；同時也深深地傷害了她的自尊、自愛，到了真不行的時候，她也忍著不說了。

　　凡此種種，自然都是我的過錯，但也不能回避負荷超過極限就會失控的現實。

　　也許我不該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醫院，他們決不會讓病人家屬累到這種神經失常的地步。他們也不會允許病人家屬搶醫護人員的飯碗，替醫護人員幹那本該是醫護人員幹的萬般事體。那萬般事體要是分攤在每日輪換一新的醫護人員身上，反倒能讓他們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將其轉化為「南丁格爾」的崇高精神。誰讓我們住的是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醫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醫院，也不會發生這種讓人追悔無窮的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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