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10)_張潔

十

　　看來不是治不好，而是沒有認真地給她治，讓她的腳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說美國的藥不靈，只能說中國人的腳墊和西方人的腳墊可能大不相同。他們走的是什麼路，我們，以及我們的母親走的是什麼路？他們的腳遭過什麼樣的罪，我們的腳又遭過什麼樣的罪？他們的醫生只能根據他們的腳設計適合於他們的藥，他們的醫生怎麼能理解我們的腳有過什麼樣的遭遇？既然不能，怎麼能指望他們設計的藥能治好我們的腳墊？

　　平時從沒有拿出過這麼多時間陪媽，只有在媽病成這個樣子的時候，才想到好好守著她，以為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過的媽，只是，晚了！

　　等到她無時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廝守的時候來了，她卻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後，每天只有吃過晚飯到七點多鐘這兩個小時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對身邊的事物有時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醫院說成學校，把大夫說成老師，還把我們的病房說成是家裡的客廳。我想這是因為她做了一輩子教師的緣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識已經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復地說到醫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卻又變成學校和老師。可是我不能糾正她，我不願向她證實，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只有對我們的愛，是永遠清醒著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這最後的孤注一擲，來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頭，也還在為我著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給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時候，她掉淚了。癟著嘴說：「又要為我花錢了。」

　　再一次掉淚，是因為聽說我向機關借了一萬塊錢付醫院的押金。她說：「為了給我治病，你都傾家蕩產了。」

　　那時她虛弱得幾乎哭不動了，慟到深處，也只能是幾滴清淚罷了。

　　那幾滴衰老的淚，掛在她被疾病折磨得變了樣的臉，讓我倍感傷情。我強做歡顏他說：「瞧您說的！何至於傾家蕩產？您又發揮您的想像力了，我看您才應該當作家呢。再說了，買條人命才一萬塊錢，比買間房子便宜多了。我們現在為您花的錢，怎麼能抵得上您當初吃糠咽菜、等於乞討為生，拉扯我們長大時花的哪怕是一分錢！更不用說您每月還有一百六十多塊錢的退休養老金呢，您根本花不著我們的錢。」

　　這可以說是媽一生中的最後兩次淚，從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幾日可以盤桓，並且不動聲色地獨自懷揣著這個慘痛的隱秘、走完她最後的人生時，再也沒有流過淚。

　　入院初始不過是做各種檢查，檢查結果是各部器官都沒有問題。我那時很樂觀，媽也很樂觀。以為不過就是垂體瘤的問題，只要抗過手術，我們還會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還得寸進尺地想，經過這次手術，消減了這個隱患，她的身體可能會更好一些。

　　醫院裡晚飯吃得比較早，通常是下午五點鐘就開飯了。我們雖然自己弄著吃，但也遵守這個規矩。吃過晚飯，我就攙著她在病房的走廊裡散步。

　　病到那個地步，並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難蔔的手術臺了，媽卻沒有流露半點要我安慰、開導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幾次，她甚至甩開我攙扶她的手，自己甩開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場地說：「媽還真行。」

　　聽我這樣說，她淺淺地、亦莊亦諧，甚至還有些調皮地笑笑，說：「念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是教我們這樣正步走。」

　　那一陣，或者從那時開始，不，也許是從一九八七年媽得甲型肝炎後，我覺得我變成了媽的媽，而媽變成了我的孩子。

　　這期間，我曾寄希望于媽的垂體瘤會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樣，屬密魯素瘤，那就不必手術，有一種進口的針劑就可治癒，可化驗的結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絕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媽的核磁共振片子，請王忠誠院長看過，王院長認為從病情出發，是非手術不可了。

　　從核磁共振的片子上還看出，媽的神經中樞上有一個小囊腫，這可能就是她經常滲口水的原因。但醫生表示，這個囊腫沒有辦法解決。或即使辦法有，但是太危險，僅僅為了解決滲口水的問題沒有必要冒那個險。

　　九月十六號，星期一。大夫醞釀了很久、我也期待瞭解的最後方案終於出臺了。

　　下午近四點鐘的時候，神經外科主任羅世祺找我談話。

　　他開門見山地說：「不論從你母親的病情、年齡、身體狀況，或從手術準備情況來說，都是你母親的最後一次機會了。但以她八十歲的高齡來說，很可能下不了手術臺。」

　　我說：「從我母親入院後的一系列檢查來看，她身體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嗎？平時身體也不錯，沒有生過什麼病。一九八七年得過一次黃膽性肝炎，治療了一個多月各項指標就恢復了正常，比很多年輕人恢復得都快、都好。」

　　他說：「這不等於她經得起手術的打擊，誰也不知道手術中會出現什麼問題。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比較容易經得起手術的打擊，對老年人就很難了。所以我們一般不考慮接受八十歲以上老人的手術。」

　　我那時候根本不懂什麼是「手術的打擊」，以為就是手術中的硬傷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適當的麻醉，還有什麼經得起、經不起的問題呢？沒想到後來果然就如他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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