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7)_張潔

七

　　我假裝沒有聽見她的話，躲避著她的話茬，也躲避著這句話的晦氣，不然我如何回答她？這是一種閉著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時也是欺媽。我們都知道，按照民間的說法，病人身體發沉是不吉利的表徵。

　　我留在檢查室裡照看媽，她好像睡著了。有時她的手蛹蛹地想動，我趕緊提醒她：「媽，別動。」她聽見了我的叮嚀，果然就不動。這又說明她沒有睡著。

　　做完檢查差不多六點半了，總算中途沒有停電讓我們再來一次。

　　之後我給先生的司機打了電話。回家的路上，他繞過公主墳的燈光噴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麼讓人焦心的事情也沒有，一再鼓動媽去欣賞她沒有見過的這一景觀，可是媽沒有顯出什麼興致。到了這種時候，我還能指望媽對這個紛繁的、也許和她已經無關的世界發生什麼興致嗎？

　　可能就是從這一天起，我和她都英勇地打起精神，準備扮演一個明知凶多吉少、卻要顯出對前途充滿樂觀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裡，已是暮色蒼茫、八點多鐘的時分了，下車以後，媽沒有讓我攙扶，她說：「你去開門吧，我自己上樓。」我噔噔地跑上樓去，開了門後又下來接她。那時，她剛上了二樓的大陽臺，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著，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沒有什麼兩樣。但她的腳步裡藏著勉強和虛浮，我覺得哪怕來一陣小風，她一歪就會躺下。也許因為天色已晚，她的臉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號，八月裡最後的一個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們通話的日子。過去每到這個日子，媽總是早早地就守在電話機旁，但是這一次，她卻身不由己地睡著了。

　　電話鈴響起來的時候，我在另一個電話機裡聽見她同昏睡的掙扎。

　　雖然媽什麼也聽不見了，但能聽見唐棣的聲音，對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別在她就要住進醫院的前夕。

　　還沒聽唐棣說上兩句話，她就要上廁所。我趁這個空檔，趕快把媽的病情對唐棣說了說。那時還沒到要動手術的最後時刻，慘痛的打擊還只是一團不明性狀的氤氳，沒有形成具體的性狀，更沒有進入心的深處。我雖然十分焦慮，卻知道不能嚇著唐棣，免得她因為還在他鄉、鞭長莫及地乾著急。再者，就是我對她說得一清二楚、對事情又有什麼幫助？她還太嫩，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雖然我們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可我畢竟是母親，我不也心痛她嗎！？

　　這一次通話，媽更是什麼也聽不見了。她急得高聲說道：「書包，你大聲叫一聲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聲：「姥姥！」

　　媽朗朗地應了一聲：「哎。」

　　想不到這就是和她最愛的人，最後一次、最後一句對話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絕對有人為媽和唐棣安排了這個最後的機會，不論他是人、是鬼、是神，都會為媽對我們的愛所感動。

　　八月二十六號，星期一，我到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然後再到天壇醫院去找趙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意見是儘快手術。

　　我不知最後是否按他的意見辦事，但我知道應該先住進醫院。

　　我不曾考慮過在媽的合同醫院手術，儘管合同醫院的外科主任說他們能做這種手術，而且有四百多例手術經驗，我還是不放心由他來做。

　　他對媽腦萎縮的前景推斷更嚇得我滿頭虛汗，兩腿發軟。他說，就他所見到過的幾個病例，發展到後期不但六親不認，甚至吃自己的糞便，有一個還專門揀食垃圾等等。而垂體瘤的切除手術，據他說還會加劇腦萎縮的進程。

　　多虧宋凡同志幫忙，通過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壇醫院的關係，不然像這樣人滿為患的專科醫院，還不如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進去。

　　八月三十號，星期五。一大早諶容陪我到了天壇醫院，在醫院黨委書記帶領下到了綜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幹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討論了母親的病情，定好九月二號入院。

　　之後，又和諶容回到北京作協，暫借一萬元人民幣作為入院押金。唐棣的錢即使馬上匯來也不能提取，美金匯款一定要在銀行裡壓三個月才能兌現。

　　北京作協這樣一個窮單位，上哪兒去變一萬元現款？幸好基建處當時有一部分為安裝新宿舍樓電話準備的現款，經徐天立同志特批暫借給我。

　　媽去世後聽對門鄰居俞大姐說，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號這一天，媽給她打過一個電話，說：「我想見見你，跟你告告別。明天就要住院了，這一去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想不到後來果真中了這一戲言。

　　俞大姐放下電話趕緊過來看媽。媽倒沒有什麼悲戚之情，俞大姐勸慰著媽：「您別這麼說，很快就會好的。」

　　媽自己也說：「我這是小手術。」

　　俞大姐又問起我們要搬去的新房子，媽說：「挺好的。」

　　俞大姐問：「您去看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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