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13)_張潔

十三

　　哼，他倒給我上起政治課來了，馮效先不滿意地想。要是連賀家彬這樣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試巴、試巴，他馮效先又往哪兒放呢？他必須敲打敲打賀家彬：「大慶這面紅旗可是毛主席親自樹的，你不要犯糊塗！」

　　「我沒有說大慶不好。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沒有油，大慶人為我們摘掉了貧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把國民經濟弄到幾乎崩潰的邊緣，大慶硬是頂住了，抓住了生產。可是，沒有什麼事物是一成不變的，先進就永遠先進？再沒有可以改進的了？為什麼不提超大慶？我們幹什麼都喜歡劃個杠杠，不許超過，不許發展。發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

　　這叫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您看著吧，將來准會超過，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為生活本身是前進的，豐富多采的……「賀家彬越說越興奮，而對馮效先來說，什麼企業管理、形而上學、唯心主義……聽起來實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極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賀家彬說過的話很快地過了一遍篩子，決定別的都不記，只記住他反對大慶紅旗這條最根本的就行了。別看他天花亂墜地說了一大堆，實質性的問題，就在這裡。

　　現在，拿眼前這個人怎麼辦呢？一切事情要看形勢，看氣候。

　　時間、條件、地點，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三要素。馮效先暗暗地讚賞著自己：幾十年的革命，不是白乾的，馬列主義水平，還是有一套的。比方，以個人的名義，對某人或某個事件表什麼態，搞什麼名堂，都是冒險的。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許就變成了英雄好漢。《紅樓夢》裡的「好了歌」怎麼說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點辯證法嘛。孫中山在《總理遺囑》裡又怎麼說的？啊，「積四十年革命之經驗」嘛。對，凡事總得留個後路。他那碩大的腦袋，活像擺滿油、鹽、醬、醋的雜貨鋪，裝著七零八碎、五花八門的學問。

　　他決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講幾句：「你不搞學大慶的規劃和總結，會影響你們處成為大慶式的處，你們處又會影響我們局嘛。工作了這麼多年，這點道理還是應該知道的。不能因為個人影響全域嘛。你如果這樣堅持下去，我們局成不了大慶式的單位，你要不要負責？」

　　「我才不負這個責呢。我幹嗎非得學大慶，不學大慶我就搞不好工作啦？咱們單位年年搞這一套，總結呀，評比呀，傳經送寶呀，有多少貨真價實的玩藝兒？有這時間，幹點踏踏實實、正兒八經的事好不好？比方說，認真解決一下我們處的團結問題，幹部問題。『』馮效先被將了一軍，感到不能再和賀家彬糾纏下去，誰知道他還會說出什麼更讓他尷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後，似乎再也投有什麼」機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領導的私人生活。

　　甚至連誰找誰吃過飯，誰不花錢讓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諸如此類的瑣事，一下子就鬧得滿城風雨。風氣大不如前了，誰也不再把維護領導的威信當回事，堂堂一個單位的領導竟還不如眼前這個一般幹部氣兒粗。人們動不動就向上級機關反映你，或是紛紛揚揚地給你擴散，要是你稍稍做點兒消除影響的工作，有人又會指控你打擊報復……現在當領導真難啊！人們的思想像豆腐渣，怎麼也捏不到一塊兒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誰敢對本單位的領導這樣講活呢。

　　五十年代是讓人留戀的，多少人懷戀那個時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狀況、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連馮效先也發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賀家彬這樣的言論，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

　　難怪他們支部把他的組織問題撂下來．這樣做是正確的。組織觀念這麼差的人，吸收到黨內來，不是禍害嗎？還是讓何婷自己去對付他吧。

　　下班的時候，賀家彬在機關大院門口，碰見了萬群。她站在泥濘的融雪裡，緊緊地鎖著眉頭。她有什麼不高興的事情嗎？也許沒有。那不過是她眉心之問幾條深深的皺紋留給他的感覺。她叫住賀家彬：「老賀，明天是星期天，幫我去煤廠拉點蜂窩煤。」

　　「怎麼不等煤廠送呢？」

　　「他們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幾次，答應得倒挺好：『馬上送．馬上送。』就是不見行動。我的煤都燒完了，不自己拉，怎麼辦？」

　　一個單身女人帶著個孩子過日子真不容易。她為什麼不再結婚呢？他再也不敢勸她去於這種事。如果當初他不勸她結婚，悲劇也就不會發生了。賀家彬想，他該不該對萬群的眼淚負責呢？一九六二年，萬群大學畢業，剛分配到機關來的時候，是一個多麼惹人注意、惹人喜愛的人物啊。

　　你就是對她說，有人長了四隻耳朵這種荒謬絕倫的傳聞，她也會歪著腦袋，認真地聽下去，然後睜大一對眼睛，對這種絕不可信的事情，竟然還要將信將疑地問一聲：「真的嗎？」

　　就是對頂蹩腳的笑話，她也會熱心地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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