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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這個質感很特別。我發現由於這個質地，他和別人區別得很清楚。在錄音帶或唱片裡，尤其是在音樂會的現場，只有那一絲本質任他回避而不能掩飾。它時隱時現深藏又閃耀，如隱現的磁場，悄悄地抓著聽眾。是的，哪怕他在唱得最放縱最瘋的搖滾時期，那些怪誕野蠻的話語裡仍然挾著一股神聖的因素，使人不斷地聯想到歌手的牧師家庭，和歌手的唱讚美詩的幼年。 　　與歌聲共存的，是歌唱者的臉龐。那樣的歌，要求著與歌手徹底一致的形象。後來岡林信康曾經對我開玩笑說，他可能有俄羅斯血統。裝幀者曾利用他的形象，在一張唱片廣告上把他畫成一個十字架上的耶穌。他有一雙低垂的眼睛，長髮蓄須，在日本人中罕見地拔群。變幻的燈光照射之下的他，回蕩的聲浪浮托之下的他，給了默默聽著的人們一個美男子的確認。 　　這些是視聽中的現象。只是他的現象特別誘人思索。誰都知道，缺乏內容的表層，是不會達到美的。如果從1983年開始算，我追蹤和傾聽了他十幾年，漸漸地我明白了他始終在竭力調動著自己複雜的經歷，順遂著自己的天賦。 　　他立志做一名牧師的少年時代，他練習拳擊以感受痛苦的故事，他的考入同志社大學神社部又退學放棄教會的選擇，他的著名的在山谷貧民窟出賣體力、當雇用工人的體驗，他買了一把劣質吉他一鳴驚人的傳奇，他的作為六十年代左翼青年的「民謠之神」、大紅大紫的記錄，以及又突然遁入鄉間自耕自食的行為，他的被人牢記不忘的名曲《山谷布魯斯》——，他不僅極盡了歌星的風流，更積蓄了寶貴的體驗。 　　三十年一彈指而過。其實如果缺乏底蘊，那麼過了中年以後，明星的能力就大多衰竭了。對於藝術和思想來說，時間的含義是嚴峻的。 　　在日本，六十年代的群星紛紛凋落以後，唯有他，不僅能成功地重返舞臺，而且還能再三地掀起波瀾、保持著自己的存在價值——我想，他的異乎群類的特殊體驗，是關鍵的原因。這種向自身經歷強求力量的努力，有時甚至使人覺得難過。他在1986年9月和我的對話中，突然說過這樣的一段話：「還是最近，借著老父親做手術臨死的時候，才終於寫出來一首。可是結果呢，老頭還是沒為我死掉。」在場的人一片哄笑。他指的是抒情的《』84冬》，一首凝視著病床上的父親的歌。日後我幾次重讀那本《朝日Journal》，總是不由得盯住這段話，心裡不是滋味。 　　只有開一代風氣的鮑勃·迪蘭（BobDylan）才擅長的寫詩才能，在這個日本歌手身上同樣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詩句不定不羈，人們很難猜出他的念頭由來。這種自由的才能在早期就已經顯現，他能在兇狠粗重的搖滾和囈語中，突然插入非常直接的輕柔抒情。比如《Hobitto》。他編了一個自己在「Hobitto」（咖啡館）裡遇上一夥要去示威的左翼學生，由於那些女大學生嬌聲邀請，就決定和他們一塊去跟警察幹。半路上碰上一個唱他的《朋友啊》（此曲一度被當成小國際歌使用）的青年，捉弄了那害羞的青年後繼續前進。看了警察後他掄起武鬥棒，對準警察的腦門一劈而下——而警察也在同一瞬間掏出了手槍。岡林信康唱得又瘋又癡，節奏快得如同快板書。兩段相接的當兒，他居然還對唱片外的的聽眾說：「您受累了」。而「究竟武鬥棒劈開了警察的天靈蓋還是沒有劈開，警察的手槍裡是打出了子彈還是沒有打」，他的結尾句是「請聽下回分解」。 　　而在一堆如此的亂暴合集中，他又突然用單調的口琴聲和吉他和絃伴奏，唱起秋天的紅葉，風中的蘆草；敘述「姐姐已經有了，已經有了第二個孩子。前面的小五月子，已經成了，已經成了小姐姐」——表露他寧靜的另一面，表達他比普通人還要平易的感情了。 　　我又開始有了一種模糊的觸覺般的感受。 　　那是繼草原以後，對一種語言滋味的不確切把握。岡林信康的歌曲使我對又一種語言有了體會，日語的語彙限度和曖昧、它的特用形式，使得這種語言常常含有更重的語感。他的歌詞則在這一點上更突出；時而有入木三分或使人受襲擊般的刺激。而我並沒有太留意：我正在雙語的路上增加記錄。 　　我覺得這都是為著躲避；為著躲避人們要求他暴露真心的逼迫。一切都是依仗才能，當然伴隨著捕捉旋律的作曲才能。藝術的殘酷說明著社會的殘酷，人好像是享受藝術，而實際上是在享用藝術家本人。這個道理，經過中國的政治空氣濾出以後，一分分顯得令人心悸。 　　岡林信康的作曲由於涉及了廣泛的形式，其實應該受到更充分的評價。從早期的FolkSong，到大潮大流中的搖滾，到電吉他以及大音響效果，再回頭到日本的演歌。「演歌」其實是「豔歌」的一個變稱，顧名思義，日本流行的大多數演歌都相當俗氣。可岡林的幾首還是有一股清純，作曲也地道至極。其中有兩首，是他為盛名經久不衰的演歌女王美空Hibari（有人譯成美空雲雀）寫的，但美空當然不可能反映岡林信康在農村自耕自作的意境，所以她唱得並沒有岡林的男聲唱得好。美空與他之間的合作，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明星行為。 　　但是，左翼之星的政治標簽，不管他怎麼撕，還是牢牢貼在他的臉上。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連我這樣一個中國人，也不知幾次地目睹了聽眾強求他重唱抗議歌曲的場面。而他似乎毫無禮貌，在樂器譜架之間和台下的聽眾爭吵，臉上是滿不在乎和惡作劇的表情。只有少數朋友才能透過那種表情，看出一種受傷的野獸般的絕望。對政治的恐怖，居然能迅速變成對眼前觀眾、對圍著自己的人們的恐怖，這種苦味，他不知早於我多少年就嘗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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