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張承志　>　聾子的耳朵　|　上頁　下頁

二九

一個印象淺淺地，但是鏤刻著。在我淡漶的記憶中，一絲震驚像永遠鳴響的警號。即使那時還不諳世事，即使當時身處與他對立的營壘，即使後來聽說他還觸碰過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像：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會被槍決。 　　前些年看多了善人們的懺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態不值一文。我想，真的懺悔並不用詞語表示。它遠比人想像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種宣言和戰書，是自尋死者的風險，是踏上死者的立場。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們渴盼有人繼續他們的奮鬥。 　　我不僅不認識遇羅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於我只是1966年至1967年的那個印象，如一個陌生的符號。但我知道，沒有誰能如他，數十年如一日在我的靈魂暗處，一直凝視著我。 　　不消說他若活到今天，無疑是一名作家。那麼多不適當的人都成了作家了，他怎麼不能呢？但他倒在盧溝橋邊的溝壑裡，只留下了《出身論》。不能把這篇在苛刻語境裡寫下的文字，視為他表達充分的遺作。他留下的遺產，是拒絕對人歧視的立場。 　　多年來，在無人知曉之間，每逢踏出關鍵的一步，每當面對思想的抉擇，我都感到與他發生了對話。因為對人尊重或歧視的命題，並未因為祭壇上有他做了犧牲就已然結束。也許正相反，在更大的範圍內，這個衝突愈演愈烈，它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在他慘死的幾十年後日漸尖銳。 　　敢於反抗歧視，決意與被歧視者站在一起——在歌舞昇平的此時，如招人恥笑的一種怪談。但它又確是知識分子優劣的標尺，是戳破偽學、偽文學和取媚體制的偽知識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羅克掛在嘴上。 　　我想，若是對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換成新形式的歧視他者，則盧溝橋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那至少是對逝者價值的輕慢。但是不會，死者的強大啟蒙不會允許，四十年前他殉死的刺激，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種籽，只要遇上氣質類近的人，種籽就孕育胚胎於土壤，早晚破土而出，發芽抽枝。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裡涉及自己，首先會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當我在80年代末，看著自己的雙腳走在貧瘠的黃土高原上的時候，我確實感到過一種踏實。因為那時我的心裡似乎掠過了一絲欣慰，我意識到：也許我可以面對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個受到曲解、歧視、壓迫的群體在一起譽毀與共，盡我微薄之力，還他們以尊嚴——原來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這就是我的懺悔，它更是尖銳的挑戰。我忍不住莫名的興奮，再也沒有走得猶豫。因為我相信，這種位置和處境是能經受住遇羅克的審視的，它遠比那種欺世騙人的懺悔作文更具意義。 　　我不知道，我有時忍不住想對他說——當氣質類近的人真的走來，真的選擇了被歧視的一翼、真的加入了低賤者的陣營、甚至也賭上人生直面著盧溝橋的風景時——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是否就做到了對他的告慰。 　　悼念也不是虛偽的讚美。有時候，思想的試煉，即便對死者也不會放過。這是一個有點苛刻、但饒有深味的話題。不止一次，每當念頭集結到他身上的時候我總禁不住想：若是他活到了今天，他會走到哪一邊去呢？ 　　他在自己的早期思想之上猝然倒地。他完成了自我，沒有再面對以後的一系列歷史拷問。然而繼他而來的人必須正視這些，因為歷史不會原樣重複，他反對的特權與歧視，會不斷地變幻舊貌新顏。我們想念著以前的他，選擇的卻是紛雜眼前的路。 　　記不清多少次和舊日的朋友談到過他。我試探他們對這件事的心思，想知道他們是否也心懷負疚。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許該對他感到更多的責任。但是人大多習慣了活得輕鬆，一如他們也並不覺得應該對巴勒斯坦的受難﹑對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亡國、對伊朗的遭受威脅憂心忡忡。他們不同意60年代的中國教訓之一，即對人的歧視乃是一項嚴重的罪惡；正如他們不同意——新帝國主義的世界控制戰略與陰暗的他人歧視思想互為表裡；他們反對——今天對新帝國主義的抗議，是正義知識分子的人道原則。 　　遇羅克會怎樣分析每天流過電視屏幕的、嚴峻而恐怖的現實呢？他會怎樣堅持自己抗議歧視的思想呢？我們無權這樣追問死者。但是，又確實存在著對民主本質的追究。強加給人類的不盡的艱辛和流血，要求著一種思想的進步。 　　我們已經看慣了一些所謂鬥士，從民主的火線突圍，卻鑽進了帝國主義的褲襠。儘管歷史已幾度周折，帝國主義已幾次撕去民主的面皮，但他們卻依然老經舊調，既沒有清醒地分析大局，更沒有反省自己的生存——由於他們系前途命運於帝國主義之卵翼的存在方式，他們的啟蒙，被啟蒙的本質否定了。他們呼天搶地扮演的悲愴角色，已經變質為帝國主義正當性的注解。 　　遇羅克與他們之間，存在著不易察覺、但是區別巨大的不同。我以為這一強調是重要的：遇羅克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抗議對人的歧視。回味這種色彩和立場，它悲哀而堅硬，它屬￿漆黑的下九流，無緣附庸上流的精英味。他寫過的那部作品，只是被踐踏污泥的、卑賤一族的爭辯書。這種歸屬，本質上反叛著上述的「豢養」，甚至與強勢的世界不能共語。被歧視的卑賤地位，可能養育一種深刻的尊嚴，也可能導致更可悲的下賤。對他的思想所處立場的留意，使得我總想窺見他的來世。 　　作為他的承繼者，我們今天面對的，是變本加厲的各樣歧視。對人的歧視並沒有隨著上個世紀的結束而收斂，反而從新世紀降臨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對弱者﹑對少數﹑對他者的權利﹑對貧瘠的第三世界﹑對不同的文明。從民主渴望開始舉步維艱的啟蒙，又悲劇般迎對著侵犯和抹煞他者文明的神聖十字軍同盟，正如迎對著當年神聖的「階級路線」。 　　每年幾次，凡是去盧溝橋墓地的時候，我總是順著老人的指點，試圖尋找那個地點。隔著一簇簇穆斯林的土墓，隔著一條土路，據說就是槍斃犯人的刑場。他是倒在這裡麼？他是被打在頭部麼？忙著自家的掃墓，想著他的故事，我的周身掠過異樣的感覺。距離危險和殘酷居然這麼近，這不能不使人聯想怪異。 　　無論如何，他的故事所挾帶的血腥，使追隨的人心懷緊張。盧溝橋原貌未改，仿效他危險而困難。我們是在空隙寬闊的時代，重溫他的遺產、並決定要走他的路的。歧視似乎遠遠淡去了，也可能正烏雲般嘯聚，加緊其全球化的過程。比起他，一切都沒有多少改變，甚至失去了思潮的擁簇。不過這不是一個非要勞神的題目；道路自會引領著人前行，弱者和英雄，當他們在走向盧溝橋的時分，結果會相差得很少。 　　僅以這篇小文獻給遇羅克的冤魂，並紀念紅衛兵誕生的四十周年。 　　2006年初秋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