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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四十年的盧溝橋 　　從未有過一次寫作如這一篇，從立意一直沉吟，居然躊躇了二三十年。 　　它總是難合時宜。二十周年時就有了這個念頭，但那時毫無談論這個題目的條件。那只是一種蠻橫的壓力，逼迫的氣氛在強人所難。那麼我拒絕，我想，談論它需要真正的暢所欲言。耐心等著時過境遷，我悄悄地做著準備。但就在幾乎動筆時，新的更惡劣的話語環境又在合圍。 　　人可以再次回到緘默，但心裡的自責卻在堆積。因為這不是一篇私人的學藝之作，這是一筆不能逃避的孽債，是一次贖罪。 　　二十年過去以後，三十年也過去了。如今已接近他含恨死去的四十周年，還是沒有期望的氣氛。但是我的心裡一直印著這個題目，它宛如一個陰影或一個牙齒，齧咬著我的內裡，使我覺得心事未完。在漫長的時間裡，它似乎是我的一個莫名的陪伴，我的文字因他不敢狂妄。這是一筆作家的負債，不寫了它，我不能獲得安寧。 　　今天是四十周年的一個紀念日，我決心把它寫掉。看來它永遠也難逃不合時宜的宿命，而我也沒有餘裕太久地等待。 　　過長的腹稿時間，造成了思想的複雜。時至今天，我要寫的已經和二十周年時大大不同了；已經有了更多的問題加入，同時事情也變得簡單，其實要說的非常直白。 　　北京郊外的盧溝橋，坐落在被截流之後的永定河上。河灘地破敗不堪，工業驅趕了鄉村，滿目一望荒蕪。「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遷出的穆斯林墓地，就安置在橋附近、一個風水惡劣的坡崗上。在一邊，緊緊毗連著這片墓地的，都說就是北京市處決死犯的刑場——我想紀念的遇羅克，大概就是在這裡，被一顆槍彈擊碎了頭顱。 　　已經記不清是1966年的冬天，還是在次年的正月。只記得那時街頭駛過的宣傳車上，塗著打倒反動的《出身論》的標語。接著在一份小報上讀到了那篇長長的文章，印象是他們是另一派的敵方，屬￿壓迫老紅衛兵的思潮。 　　今天誰都知道：那是一個以家庭出身為藉口，對人實行分類、歧視甚至壓迫的時代。但當事者喜歡拘泥有利自己的細節；以家庭出身把人劃分三六九等的種姓狂熱，只不過橫行了兩三個月就土崩瓦解了。到了1966年10月，全國已是一派批判反動的血統論的怒潮。到了那個冬天，曾經驕橫一世的老紅衛兵正紛紛鋃鐺入獄，中央「文革」對「老子英雄兒好漢」作了富於理論意味的結論：「他們主張的，是封建的地主階級的血統論。」尤其當時江青夫人的凜然怒斥一直使我記憶猶新，甚至至今覺得振聾發聵。小報上印著她激烈的言語：「他們自認血統高貴，精神貴族——什麼東西！」 　　他的死，其實不是在血統論橫行的8月，而是在血統論如過街老鼠處處被圍追堵截的時候，突兀地發生的。 　　我在很久之後也沒有弄明白：究竟為了什麼，專政的鐵拳會狠狠打在了一面認真研究著黨的政策和毛澤東思想、一面順應著全社會對血統主義批判的《出身論》作者的頭上。歷史腳步在當時的具體痕跡，悖乎人想當然的估計。其實人早就被深刻地分類對待了。這是一種異化的跡象。只不過，不管是當時高人一等的一方，與感受歧視的另一方，都沒看見社會這更深的一層。 　　在舉意寫這篇文字以後，我多次企圖讀到遇羅克的判決書，但至今也沒有如願。後來聽說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書，但我已經無所謂了；因為我更強烈地意識著的，不是枝節的解釋而是立場的追究——畢竟我的雙腳曾經站在那一邊；在那一邊，我們看殺或者加害，心情輕鬆，不假思索。 　　派別是階級的一翼，這是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但當時的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屬的、是怎樣的依附權勢的一翼。我們全然沒有發現，唯獨自己投身的它，沿襲著一種漫長的歷史和階級的腐朽，它隱藏著人的對他者歧視的惡秉，它是一種卑劣的傳統，一種醜惡的遺傳。 　　當然這都是今天說出的話。而昨天，躋身這一翼會有舒適的快感。哪怕在講究精神的60年代，附庸體制的快感是實惠的；即便少年的我們，也在本能中懵懂地懂得這些。 　　哪怕到了此時此刻，哪怕思想的認識已然足夠，我也不敢說：若是那時頭腦清晰，我就能一邁腳踏入泥潭。還有一個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眾多的、被視為反體制的思想和行為，事先已決定規避那種遇羅克遭逢的恐怖。當年，就算意識到了這一邊的不義，誰能說，他肯定會蹈火赴難，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 　　抗議「歧視」的遺產，裡外都滿是苦澀。也許也正因此，它才顯得那麼寶貴。 　　這個潛入革命的母體、在1966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來就是為了對那偉大的時代實行玷污。我對它不能容忍。它那麼肮髒地玷污過，連同我們對革命的憧憬、連同我們少年的熱情。在日本出版的《紅衛兵的時代》一書中，我講述了自己的這種心情：「隨著自己的能力增長，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來愈厭惡血統論。我覺得，它在我最純潔的少年時代侮辱過我，或者說，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過因恐懼而媚俗的經歷。我因此而極端地仇視它。」 　　那時的敵視是含混的。我並不懂，要迎對的敵人是對人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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