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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這個文集的分輯及其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輯，地理學或交通史；第二輯，蒙古史與遊牧文化；第三輯，###及回族研究；第四輯，建築、考古、植物；第五輯，西域文明；第六輯，方法論與思想史。每一篇都針對著一個學科的問題。有些領域於我只是初學，有些則因需要而勉為其難。所以不僅早期作品，一串的歪斜腳印上，膚淺和歧誤都在其中——我等候著嚴厲的駁難和批評。 　　不知是否該回顧一次背後的來路。1975年我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現考古學系），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的發掘。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歷史語言系，其後較多地進行過新疆的民族和歷史調查。從80年代末開始，我的取道和興趣都向著廣義的中亞及###領域傾斜；其間有過兩次在日本東洋文庫進行學習和著述的插曲。 　　學院之外的學習和收穫也許更多些：年輕時代在蒙古烏珠穆沁草原當牧民的歲月，於我是一次不可置換的基礎奠定。後來約二十年的、在西海固等穆斯林聚居區的體驗，更使我堅定了包括學術的信念。 　　我不想在這裡總結和歸納。 　　我摸索著用文學的形式，去完成學者的題目。也用這樣的語言，竭力地反抗了來勢洶洶的異化、對學術初衷的背離以及侵犯民眾文化權利的大潮。在蒙古學的範疇裡，在擺脫了桎梏之後，我嘗到了多分野融合的喜悅。在###研究的探索中，二十年泥濘路上，「專業」成了一種同時對自己的改造。 　　能夠概括為思想的內容，在編入的文章裡已有所提及。我不敢說它們已經被證實正確。能確定的僅僅是，它們顯然遠遠游離出了眼下學院的模式，一副異端的面孔。我並沒有預料到這一切，它們的獲得過程充滿了偶然性，甚至可以說大都是前定的產物。我只能說它們是認真的；在向著文明入門的長旅上，距離職業化和炫耀的標簽愈遠，我就愈刻意尋求學問性——甚至某種專業規範。 　　豐滿美好的文明，把力量輸入了我單薄的身體。從陷入污泥的腳踵，到視野迷茫的內心。我知道，這種學問及其規範不僅是銳利的矛，而且是可靠的盾。在放浪於學術界之外很多年後，我初次體味了對學問的熱愛、以及求學心切的感覺。只不過日漸一日，教室早已更換場所為山野邊疆；同學和師長的陣營裡，不覺間也擠滿了農民牧民。 　　人很難忘記扶助過自己的老師；同時，底層的出世者特別珍惜教育的機會。出於這樣的想法，我從未敢放棄學業，更不用說，求知本是人的一項基本目的。 　　我沒有忽視專業知識分子的積累。此刻在我的視野裡，更多閃動著的是他們的形影。二十餘年我受到過許多學科和學者的教育濡染，其中日本東洋文庫的夏一雄先生和我的蒙古史業師翁獨健特別使我敬畏。我把他們的實證主義方法和對我的嚴厲要求，看做另一種對知識分子異化的反對。我總覺得他們一直在注視著我，雖然他們早已長逝，我不能把這份論文交給他們審閱、也無法猜測他們的評價了。 　　謹此為序。 　　2004年2月再改 　　《風土與山河》新編後小記 　　對廣大的勞動者而言，出版是一件奢侈的事。而當今，對於職業的筆耕者來說，謀求愉快的出版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在綿延的遺憾、失望、憤怒、妥協的長流中，能在當年印出自己稚嫩初作的出版社、由當年的編輯代煩代勞、再版一本如同自己腳印的作品集，是一件難求的美事。 　　這本書就是這樣，由我在作家出版社印行過的兩本散文集編選而成。一本是《綠風土》，我的80年代的第一本散文隨筆；另一本是新近的《一冊山河》，印於2001年。童言無忌的、生在福中卻說愁的過去，和舉步躑躅的、時有墨雖濃驚無語之感的此時——在集中互成掩映，讀著令作者不禁感慨。 　　兩本書的責任編輯都是任勞任怨的潘靜，她和丈夫王志民都是我在烏珠穆沁草原插隊的前輩。當年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嚴冬誓師、奔赴內蒙古茫茫雪原的消息，強烈地打動了那時的我，催我追隨而上，在次年也當了一名新牧民。所以說，這本書的糾葛，也許能一直上溯到那個艱辛豐滿的時代。 　　所以這一冊之中，隱現著自己的履歷。我盼它們沒有寫得愈來愈差，也想表達自己渴望寫得更好的決意。為了這份難得的體驗，我仿照《綠風土·編後小記》的舊例，為關心和錯愛我的讀者，特作新記附於卷末，並等待著讀者嚴厲的指正。 　　2004年歲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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