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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他回答道：「壞事那娃不幹。就是愛一個打架。算算自出來不知打了幾遍！人家打他一下，他就一菜刀剁在人家身上。剁罷了推門就跑，打一個的，跑得不見人影。」 　　我沉吟著，我可真沒看出來。最是老二給我打的電話多，聽筒裡說得甜甜的。 　　女兒高中畢業那個夏天，隨我又去了一趟汗烏拉草原。那年我們依然由巴特爾陪同，女兒隨俗按晚輩稱呼，喊巴特爾「阿布蓋」（哥哥）。 　　畜群草場劃分之後，早早成了「小康戶」（這個詞的蒙文，即劃階級時代的「上中牧」）的我們這個千隻羊的家庭，由於三個男孩兩人娶媳，而嘎查的草場已分割完畢——面臨著分家則缺乏牧場、同居則諸事不便的局面。更何況，一千多頭的大羊群若是劃分給三個兒子一個小妹、再留給兄嫂一份的話，那麼每個小戶不過只有二百來個羊，小康馬上就會緊巴，「上中牧」瞬間就會魔術般變成「亞道」。 　　我覺得弟弟們不會提出分家。大家還在儘量擠在一個屋頂之下，輪流出牧，日子也應該說和睦。這樣有興旺的感覺。可是難道三兄弟能永遠這麼一塊兒住下去麼？他們能否各自再創造一個千畜小康的新家呢？我在一旁注視著，微微懷著不安。 　　唯有巴特爾懷著同樣的不安。看得出，像南邊農民地方的那異族同齡人一樣，他心裡滿是嚴峻未來的壓力。理想的富裕牧人應該像80年代末那樣，享有四望遠山一口好井的寬敞草原、山上有千隻羊百匹馬、門前拴著二十頭乳牛。而這理想卻因為潛在的再分配而渺茫了。父母已經衰老，只能指望他這長子；弟妹不負其責，不過聽吩咐而動作。我心裡對他多了同情，但表現出來是不妥的。 　　回京那天他送我們到東烏旗，完成了古老的送行禮節。晚上他用蒙語喊我女兒：「你過來。」我看見他從包裡掏出買來的糖果月餅——塞給我女兒、他遠方的妹妹：「再來啊，聽見了？」那一會兒我非常感動。 　　前些天，接到了蘭州老大打來的電話。好像那天他沒有什麼要緊話，把些個家務說完以後，我突然聽見他這麼說：「巴巴，你等著，我一直沒忘了那個念想，在北京開個鋪子，順手把您老兩口伺候上。你們歲數大了——」 　　我心裡一驚。早年在西海固扯磨，聊到晚年的事，說累了便撇下哈柔乃兄弟，拍拍大兒子的頭，開玩笑道：「老了的事老了再說！我指望俊仨兒出息了，在北京安個家，順手把我照顧上呢！」 　　也可能那個年代的一句話，被兒童睜著大眼聽了進去，以後便一直埋在心裡。而他的弟弟們，由於那時還在繈褓或還只知道在門口亂跑，所以心裡就少了一件事。和兄長之間也無形地畫上了一條線。 　　草原也普及了電話。 　　冬季裡，我有時往他們的定居點打電話問問雪情；春季北京若下開了透雨，我就撥電話問汗烏拉下了沒有。今年春節，我撥通了阿洛華哥的冬窩子，作過年的例行問候。電話裡知道一個劃時代的消息：他們已經毅然分了家。磚砌的新房子老大老二一家一半；兄嫂帶著中學生，回到荒廢多年的舊泥屋——但牲畜還合著放牧。我仔細問了細節，最後問到巴特爾。聽不真，電話線裡一陣白毛風的呼嘯。我喊道： 　　「巴特爾怎麼樣？他好嗎？」 　　「他放羊去了。」 　　我放下聽筒，心裡油然浮起感慨。當然，不愛串門不沾煙酒的巴特爾，在春節的日子裡獨自放羊去了。我沒能聽見他最近的嗓音，也不知道他的心底細處的紋路，但是他已是成熟的牧人，是那個雪海人家的主持者。 　　一代人如一陣風，在自己的疾行中，裹挾了下一代的幾個。那幾個就是新一代的第一層，他們最先出生，像是爭著搶著要早幾年擠進這個世界。於是他們成為長子，繼承了前輩丟下的盼望和心情。 　　我盤算著什麼時候給他們搭個橋： 　　讓講蒙古話的巴特爾去認識穆斯林的親戚，也讓黃土山溝裡的俊仨兒去大草原開開眼界。說不準他們能進行全面的合作——把汗烏拉的牛羊銷到西海固，把回民拿手的拉麵館子開到北疆的交通線上。 　　2004年2月25日 　　東廂作高房我一直有一種癮頭，到南方一些文化大省去燕人學步，在文獻之邦打開眼界。前些年曾一連三訪江西，其中在廬山見白居易草堂和題詩，心裡若有所思，由於怕忘了，就把白詩原作抄在本子上。 　　五架三間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牆。 　　南簷納日冬天暖，北戶迎風夏月涼。 　　灑砌飛泉才有點，拂窗斜竹不成行。 　　來春更葺東廂屋，紙隔蘆簾著孟光。 　　——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 　　從小學生時代開始在課本上接觸唐詩，漸漸知道白居易高人一等。他落筆出口言深句淺，樸素幾至白描，所以贏得了兩種讀者的喜愛，這兩種讀者就是：孩子和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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