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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巴特爾和俊仨兒 　　半生以來，熟悉的地方其實只有兩處：內蒙古草原的汗烏拉嘎查（大隊）和西海固山地的上沙溝小村。而在兩個地點，相交相熟的人家又只有兩家：蒙古牧民阿洛華一戶，回族農民哈柔乃一門。 　　他們的老一輩，我執父母禮的額吉老母均已辭世；和我平輩的兩族兄弟也都已是兩鬢飛白、漸呈老態了。不覺間拔地而起的是孩子們，在內蒙古一族晚輩均稱我「阿哈」，而西海固的家門娃娃則喊我「巴巴」。他們本是氈包角落扔著的一堆黑羊皮，本是泥屋炕上鬧著的一群鼻涕蟲，他們對於我是多餘的，常常只是我們弟兄傾談的打攪。但是誰架得住熱乎乎的依偎、誰能不搭理左一個「阿哈」右一個「巴巴」的喊叫呢？慢慢地，我不由自主地拋掉著膩煩圖靜的心理，把眼睛轉向了他們。 　　這麼一來，視野變了：咦，原來他們的角落，也蠻有意思！ 　　若要說清楚他們的事，怕又要寫滿兩本子。我不想涉及那些串聯著他們人生的要緊事，頂多說一點對這些娃娃們觀察的感覺。 　　文化界有人提出理論：說哪怕只差一年，60年代出生的人和7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對這個理論我還在納悶。若依我在內蒙古和西海固的觀察，對小孩們來說出生年月並不重要；但是小孩們當中，確實畫著一根清晰的線。 　　1985年回去那次，由阿洛華哥的長子、我插隊那年兩歲的巴特爾每天隨我出遊。他當時是個快長成青年的半大小子，說話的聲音很輕，速度飛快，滿嘴說的都使人頻頻感到這兒童對未來的憧憬。他在我的馬左馬右不斷地扯起一些話題，告訴我春天打馬鬃時他套翻了兩個三歲馬，告訴我前幾天去看賽會時摔壞了馬鞍。他生性不喜串門，常坐在離人家門口百步之遙的草地上守著羊群，就是不進去喝人家的茶——氣得鄰居們找我兄嫂質問：我家的門框子裝不下你家的巴特爾嗎？ 　　重返草原時有這麼一位少年騎手貼身跟隨，心裡感覺很舒服。望著這位新羊倌我總想起他兩歲時的樣子。我說：「巴特爾，阿哈有一副銀馬嚼子，送給你了。」 　　他咬住追問：「真的？什麼時候給我？」 　　我說：「回到北京後，馬上寄給你。」 　　一眨眼這孩子長成了大人。90年代末再回草原時，他皮膚粗糙，聲音低沉，從羊群到馬群，支撐著門戶內外的一切。兩個弟弟也長大了，老二是個憨憨的大兒童，騎馬回來時總吼著半句歌。老三是家族中唯一在旗裡上過中學的人物，如今銀鞍緞袍，儼然一副獨立思想的姿態。但是他們缺少巴特爾與我那種默契。一種對清貧往昔的記憶，帶給雙方的默契。今天我才琢磨出來巴特爾以下的孩子（即非60年代出生者）缺少一段「yadao」（窮、苦）記憶，所以既沒有心事也沒打算承當責任。他們那股子沒心事的閒散勁兒源于「小康」的哺乳期；它如一個暗咒，擋開了我與他們。 　　觀察著他們弟兄的一些細末，我有時小聲問巴特爾： 　　「他們套馬怎麼樣？修拖拉機呢？認識羊嗎？」 　　「Barekqatah-ugai（差不多不會）。」再斟酌著語句，我試探問：「聽你的話嗎？」「Su——nusuhugai（不——聽）！」 　　他說得乾脆且不耐煩。 　　這一邊在西海固，三男三女的娃娃也都齊齊長大。長子俊仨兒出落得異常漂亮，高考失利，輾轉寧夏新疆之後，他和弟弟都在蘭州穩定了打工的日子。他年復一年睡板凳下大苦，掙來的錢變成了身後家裡的新房子、蹦蹦車、電視機。但弟弟們的事和蒙古巴特爾一樣不舒心——大弟雖然也打工在外，但基本上走了條半綠林的江湖路：打工收入只養自己，出了事一律菜刀拳頭，幾年沒有他的音訊，更沒見過他捎回家裡的錢。小弟當滿拉念經，好像也在第一個上坡就停了車。你若語重心長勸誡他，滿拉便羞澀地垂下白帽，臉兒痛苦得漲得通紅。第二年他還黏在那個坡上動彈；裝備倒是更新了——買下的自行車還沒見使喚，卻見到他跨著摩托風馳電掣。 　　我每逢到了蘭州就把俊仨兒喊來，仔細說上半夜家常話。除了從他那兒聽來一肚子打工娃的苦處、新時代的勞資關係，以及蘭州的各種人事交道之外，我發覺：這娃娃雖然正身處社會的黑黑洞底，卻暗懷著振興家族的心事。 　　「你弟弟，我說老二呢，在蘭州常來看你？」 　　「不學好。上一次我惱得把他捶了兩拳，從那以後再沒露面。」 　　我驚奇地問：「他幹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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