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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一個歌手死去了 　　只有二十六歲那麼年輕 　　他被人們捧上了祭壇 　　從此變成了詹姆斯丁 　　我曾被歌累得疲憊到了盡頭 　　一直逃到了深山野村 　　那年剛好也是二十六 　　而且至今又是二十年 　　記得唱到這首歌時，沒有太多的聽眾注意他的表情。隔著變幻色彩的照明，我覺得他如同一尊雕像，棱角鋒利，目光冷漠。這首歌的配樂如同竹子的鳴嘯，絲絲淒厲。在激烈蕭殺的竹木伴奏正中，他抱著吉他，反復地唱著這樣的副歌： 　　雖然沒有成為——詹姆斯·丁 　　但是能活下來，還是該說，真好 　　我不知道，使用著母語，對著人 　　唱如此坦白私人心事的歌時，歌手 　　的感覺會是怎樣。 　　但是無論心情怎樣複雜，當時我沒有留意——《雖然沒有成為詹姆斯丁》的作曲，用的就是傳統的號子變調！ 　　——這似乎暗示著號子的可能性。 　　像農民號子一般躍動的、古拙單調的音樂，淹沒了吉他。一派不易形容的聲浪，使手持吉他的他，完全成了一個抽象。我想，在他僅二十幾歲的當年，在萬眾歡呼中握緊吉他，唱著震撼了一個國度和一個時代的《我們大家所盼望的》時，形象一定就是這樣。那是偉大的六十年代藝術的形象。 　　他的小樂隊汗流滿面，重重地打擊著竹筒、三弦，還有震耳的大鼓。特別是竹子；他的樂隊頭目是忠實的平野融，一個人負責編曲、旋律吉他、電子琴，以及最主要的擊竹。平野告訴過我，他把砍來的竹子挑出不同質地的幾節，製成一個打擊竹樂器。那次，當我突然聽見一排竹筒發出的、難以名狀的淒厲傾訴時，逼人的效果，說不出來。 　　不易覺察地，革命的因素，在悄悄地向著——民族的因素轉變？ 　　是這樣嗎？ 　　大概在1992年初，我怕他的亞洲之聲會讓亞洲人聽著逆耳；就在為他寫的CD《信康·解說》裡添了一點微詞，提醒他亞洲無論西、北、中都是音樂的淵藪。後來在北京，週刊《AERA》使用了對我的採訪(部分引文)，我婉轉地對他的「尋根」表示謹慎。在那裡，我第一次用文字建議他回到依靠詩作，一把吉他的路上去。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態度居然那麼堅決。讀了我給《AERA》的文章後，他回信說： 　　「我很明白一把吉他彈唱是我的一部分才能。但是以它做為音樂活動的中心，會不會變成對尋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我有這樣的恐怖心。因此，不能那樣做。」 　　我建議的，其實是他的「無拳套演出」方式。而他早覺察到我對他政治態度的在意，因此乾脆斷言——抒情與政治之間的危險聯繫。 　　話裡行間也許還有對我的、革命中國出身的顧慮。我幾遍地讀著。這封信是他一次尖銳的內心暴露，我暗暗感到震動。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連幾張「成人pop」裡嘲男笑女和胡塗亂抹之後，終於走上了「無拳套的演出」。 　　已經不是七千人擁擠在日比穀野外音樂堂歡呼的時代了。他一把吉他，獨自一人，在各種館舍、廟宇、結婚式場、青年會、農協、酒館飯店——發動聽眾鼓掌伴奏，讓歌聲和淋漓的汗水面對面地迎著聽眾。他的「無拳套演出」遍佈日本每個角落，幾年裡，一共進行過三百多場。 　　他考證說，在1867年規定拳擊必須戴上皮制手套之前，拳手們是用精拳搏鬥的。音樂在沒有電氣設備音響伴奏之前，歌手們也是用肉聲唱的。因此，Bare knuckle就是扔掉歌手的電拳套。放棄一切音響和工業化手段，放棄如今的「歌」已經不敢離開的電氣化粉飾和掩護，像古時精拳上陣的鬥士一樣，以真的「歌」面對人們。 　　不用說，這樣的觀點使我讚歎。唯有這樣的歌才是真的歌，它和我在蒙古草原心往神隨的歌一線牽連。 　　那是我真正明白岡林信康不同凡響的一次。他依然是前衛，又走在人們的前面。如一個暗示一樣，我覺察到我的文學也在臨近同樣的路口，我早晚也要走向類似的抉擇。 　　好在時間是一個耐心的解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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