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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四)士

  我總是憶起自己兩次去王屋山、探望聶政故里的往事。

  那地方還沿襲古名稱做軹城,是一個窩囊的中原農民世界。有意思的是,黑棉襖的農民都知道聶政、深井裡,還蓋了一座聶政祠,雖然一眼粗看,全然沒有烈士之風。

  正是這般百姓風景,誘人深思。古代的形象會是怎樣?古代,還存留著一點蛛絲馬跡麼?

  今冬等寫完了這篇文字,也許我會再走一趟深井裡。在報紙上讀到一個記者說,他曾在聶政祠,和守祠堂的老漢談到我的聶政小文。

  再去時我的背囊裡會多一件東西,不消說,它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

  曾有過一瞬想在深井裡把文章寫完。我拂不去一種預感,我朦朧地覺得,無論日本的四十七士,無論古典的聶政荊軻,他們都要梳理通順——與那些黑棉襖農民的關係。

  不過,一旦拿它與《史記·刺客列傳》比較,就會發覺它們之間存在質的差距。《史記》的刺客,雖然也都有巨大的複雜性,但一般說來,他們可能遵從徹底叛逆的思想,即個人的思想。如專渚、聶政是為知己、荊軻乃為祖國,他們都與赤穗義士似是而非,稍存異趣。

  此外,中國古典中的這些英雄,大都以一人挑戰強權、甚至獨自作對國家。而四十七士的仇家只是一人,對幕府則俯首唯諾。

  四十七士,勇則勇矣,但稍缺《史記》刺客那強大的個性。不易發覺地少了一絲個性,卻大張旗鼓,多了一種集團性——不過,如此感想屬￿苛評。

  這集團性,琢磨不透,古怪暗藏,勞人沉吟。

  它迫人不得不追究——包括忠義、犧牲、儀禮在內的思想。四十七士的忠君思想,存在著先天的、源自中國的缺陷——這缺陷也隱藏于太史公的《史記》。當然,更有在日本發育中形成的某種畸形。

  古典所謂"士道",包容深沉。即便《史記》的刺客們,也未必達到了它的境界。古典中"士"的境界,幾近做人的極致。何況其"道",已經近乎社會的理想。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水滸》豪傑,實踐的不是古典的士道,那只是天下無序的蜂起。

  "士"是什麼呢?

  它雖時而仗劍,但更是文雅修養,是社會變革的目的。士唯公理是從,劍隨時威脅君王。這些,都未必能由日本的"武士道"涵蓋。

  日本的"士",先是榮譽的名份,二是效忠的武者。他們可以壯烈捨命,但他們並不犯上。明治以來,它漸漸被戴上了"武士道"的帽子,與帝國、右翼、侵略等語結緣。武士道,漸漸與中國古典的士道,分道揚鑣。

  應當說,四十七士是日本武士系列中的孤例。雖有局限,它畢竟是一次作亂和反抗。它在盡"忠"時,更多實現的是"義"和"殉",甚至"叛"。民眾能從中讀取一種異端,並陶醉於這種感覺,這是日本人酷愛四十七士故事的原因。他們喜愛的,其實與古典的精神相近、而與武士道的宣傳相遠。

  暢銷歐美的、博士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於1899年的《武士道》一書,表面上以日本武士道比較英國的"紳士道",用心深處,卻是為了謀求西方價值體系對自己的接納,為了脫亞入歐的政治大計。換言之,那位啟蒙思想家是在淺說士道,阿諛洋流。他寫作的地點是美國。他寫作的1899年,正值甲午戰爭之後4年、日俄戰爭之前5年的緊急時刻。新渡戶在那樣的時刻、地點,放縱文筆,表達了新興日本及其志士子民的豪邁。因為新帝國的眩目,輿論為之刺激,此書被廣泛翻譯——但它所寫的,不僅遠離了"士"的源頭,甚至遠離了四十七士的寓意,不過是一紙"入歐"的毛遂自薦。

  1941年底,導演溝口健二在《元祿忠臣藏》的片頭上打出字幕標語:"護佑我兵之家"(護れ、わが兵の家)。比起以前的《假名手本忠臣藏》,電影劇本多了赤穗義士面對京都、遙拜天皇的蛇足。

  即便沒有這些軍國符號,古怪的感覺,在看這部巨片時也不斷浮現。不知為什麼,看電影時,我總是不斷聯想到皇軍吾兵(わが兵)正把戰火燃遍中國。清純的移動圖畫,姣美的女性形象,抑制不住聯想。

  倒是電影《切腹》,在士道的思考上,大步超越了溝口健二的局限。這部電影對武士問題的剖析,可說分寸不差毫髮。

  這部畫面乾淨的黑白電影(橋本忍劇本、小林正樹導演,松竹1961年出品),幾乎描寫了所謂切腹、以及武士、兼及士道的一切大小方面。它尖銳地諷刺了高高在上的武士尊嚴、控訴了它血腥和非人道的一面。它難得地描畫出高於武士名份的人道精神,解剖了日本封建的武士階層中、嚴峻的格差及複雜的境遇。同時,它也提供了一個符合士道的、完美武士的例子。他在痛擊並戰勝了虛偽的武士道之後,切腹自盡,表達了士道的尊嚴人格、以及這一形式的壯烈。

  在眾多明星(三國連太郎、岩下志麻、丹波哲郎)簇擁之下、仲代達矢扮演的津雲半四郎,魅力無限,凜然矗立。這部黑白的日本電影內含嚴謹的分寸,是關於日本武士道的一部絕好解說,宛如四十七士故事的一個補充版。它是一種熊熊燃燒的民族精神,灼烤照射,使諸如張愛玲李安的《色·戒》那樣在中國層出不窮的下流製作——反襯形穢,崩潰融銷,蕩然無蹤。

  是的,聶政荊軻的時代已一去不返。先是窮極不言義、然後逞富不知恥的中國人,漸漸已不會如古代那樣做人。中國雖是"士"的起源,聶政荊軻的故鄉,但如今愈是中國人才不敢言及士之風骨。左顧右盼,盡是粉墨喬粧的自賤,對比他人的"切腹",我們唯羞愧而已!

  中國還具備挽救古代傳統的可能麼?

  約束於大事,一諾如千金。當自己也直面著大義與個人的相克,不畏懼捨生取義——古典的精神,似乎早被中華棄之腦後,卻被日本視作傳家之寶。

  古典的本質,漸漸湮滅了。

  從日本士道的正反遭遇中,我們的感受也如鏤如刻。烈性的美,不能營築在他人的苦難之上。中華若想重新找回美感,首先不能容許惡行的共生。在走向現代的途中,需要勇敢與獻身,以約束和制止強權。它決非"皇民教育",它與愚昧的忠君尚武,原本不是同道。

  說到底,它最終是——美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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