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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三)泉嶽寺

  踏著清晨的薄雪,挑著吉良的首級,赤穗志士一行穿過江戶,向泉嶽寺班師。須知他們是千里之外的異鄉人,在江戶城並無家屋親戚。當他們把方向對準了這座寺廟的時候,泉嶽寺,被賦予了一層特殊色彩。

  在潛入江戶之初,他們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嶽寺,為主公淺野掃墓。一年另八個月的潛伏爪牙,一個不眠之夜的奔襲斬殺,就是為了此刻,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敵的頭顱。

  我也是在觀賞歌舞伎之前,先來看了泉嶽寺。

  那一日秋雨淅瀝,泉嶽寺裡,人影稀疏。山門全用素漆,古樸結實。

  入口處立著大石內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家紋。寺左單有一處側院,裡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頭井上,刻著"首洗井戶"。相傳在這口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級。廟裡和尚為防落葉飄入,在井口上罩了一個白紗網。雨腳細密打著,那網已經濕透了。

  泉嶽寺裡有一塊新刻的碑,是義士始末的精准介紹。如講淺野"抵抗"吉良的"不辯士道",說義士們對幕府處斷"不能承服",讀著覺得,措詞經過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嶽寺的途中,大石內藏助做了幾件事:

  一件是歸途路過仙台大名伊達家府邸、和會津藩大名松平邸時,曾被攔住詢問,他們因而訴說過原委;再專派吉田、富森兩人前赴大目付(相當江戶的警備長官)仙石家、主動出頭申訴一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現了對赤穗義士的同情,不僅細緻聽取了申訴,並招待了早飯。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阪脫離行列、逃往西日本去傳達成功的消息。因此,寺阪雖然在後日一直活到了八十三歲,但仍名列四十七士——到處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內藏助為首、以寺阪吉右衛門作結尾書寫的。

  到達泉嶽寺後,一行冒雪在井臺洗了吉良首級,將其供於主公淺野墓前,燒香瞑告。周圍是淺野去年自殺時,身邊的"染血之石、染血之梅"。

  其實這舉步之間,發生了最有意味的事——因為不覺之間,他們把泉嶽寺當做了唯一去處。泉嶽寺,這座廟宇除了一座淺野長矩的墓,與他們無親無緣。這故鄉遠在關西的四十六人,在江戶他們需要一個場所,儀禮之場所,宛如孤獨的蘇菲需要一座麻紮爾(Mazar , 波斯語,聖徒墓)。只要腳踏那場所的沙石,意義就能獲得闡發。踏上人生絕路的他們,這一隅之地非同小可。雖然能否埋骨尚不得而知,但去那裡寄放靈魂,則已經慎密考慮過了。

  這就是泉嶽寺。

  由於四十六人的緣故,這座廟的性質一朝驟改。它不僅變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變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場。

  果然,後日東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國般的歸宿。聞名四海,八方來朝,死者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許他們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淺野藩主,但這是必要的——泉嶽寺因著淺野墓與他們結緣、給他們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們也使江戶城的刃傷事件,添加了一個正當的光環。

  更重要的是:此廟與著名的長野善光寺、更與靖國神社不同。

  因為,前者供養著以軍人為主的、據說有二百四十萬柱的遺骨亡靈,後者則祭祀著明治以來日本國家的犧牲者。在中國,雖然語焉不詳但凡人盡知靖國神社;而善光寺,或許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若嘗試通俗地說明,大概是這樣的:亡者在靖國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兩處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國家體制內的、日本的亡靈。

  但這種神佛魂祀,侮辱著苦主的心靈,蔑視著他者的苦難。它們雖然固執於宗教的形式,卻與宗教的初衷存在相悖之處。簡言之,兩者都與"帝國"一語糾纏,缺少宗教的超越國家、甚至反體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評是否離譜?反正,善光寺和靖國神社好似帝國主義的宣傳部和民政局,為飽受屠戮侵害的中韓等國所不喜。四十七士不入靖國神社或善光寺的名簿,而選擇了泉岳寺安魂。偏踞東京一角的這座寺廟,仿佛埋著一股造反精神,使人們不禁喜愛。

  泉岳寺的和尚一邊通過寺社奉行(管理寺廟神社的衙門)報告此事,一邊閉了山門。因為謠言已不脛而走,泉岳寺的和尚當然不希望聞風而來的市民闌入寺內,亂哄哄地圍觀。他們端出"白粥",款待血跡斑斑的四十六人,據說還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岩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彙報的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暫時寄押在細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時許,一行離開了泉嶽寺,分別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時抵達完畢。

  此時,吉良家一邊收拾狼藉,一邊搜求那顆丟了的吉良頭顱。大石雲,置於泉嶽寺,而寺僧則據有司指示,把頭顱送回吉良家。此頭葬于東京牛込萬昌院,距魯迅留學的弘文學院不遠。

  幕府為妥善處理此案用心良苦。對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論"的與強調"法治論"的各各有之;對吉良卻是眾口一詞主張嚴懲。將軍德川綱吉大概因曾經草率處理刃傷事件心中有愧,這一回傾向"助命",饒恕義士不死。無奈不得幕府評定所提出文書。肇事和造反,畢竟不會得到體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達,判決四十六義士切腹。

  1942年溝口健二的電影巨片《元祿忠臣藏》,就以這個鏡頭結尾。

  一切糾葛都已經處理和清算完了,從畫面彼岸深處,傳來呼喚大石內藏助的點名聲。大石站立起來,表情滿足而鎮定,迎著畫面走來。攝影機越過他的頭頂,搖向細川宅邸深處、準備萬全的切腹場。

  庭院四周,高低錯落的廊下階上,排排跪坐著武士,肅穆沉默,一絲不動。鏡頭俯瞰下來,院落中央,一領白帳搭就了一個凹字屏風,隱約圍著一塊白布座蓆。前、後、或者左右,都有成組的武士,挾刀跪坐。那一瞬的視覺不能訴說。但那視覺不得延續,因為鏡頭隨著尾聲的音樂,一掠即離,不予定格。那一刻的美,確在極致。每個細節都無法看清,每個細節都被充分想像。包括大石內藏助;對他最後的了結,仿佛表演過了,分寸一毫不差。電影結束了,對藝術的驚奇才剛開始。

  難以置信——這是一部戰爭的國策宣傳片,伴奏著日本把戰爭從盧溝橋擴大到太平洋的軍樂。難以置信——美感居然能與罪行共存,近乎完美的形式,居然能裝入侵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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