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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第五章 四十七士

　　幾乎在最初接觸日本時，就聽說了這個傳說。但真的要靠近它時,又覺得它對我們，是那麼艱澀。

　　外國人和日本小孩一樣，興趣盎然，興致勃勃，喜歡討論、渲染、琢磨它的每個細節，但感受和道理，都不易說清。中國人尤其一邊覺得其中的古典似近又遠；一邊心情沉重，因為它和中國的現實，形成強烈的對比。

　　以前，我始終也沒有餘裕——從正面觀察或賞味日本的古典。

　　誰知奢侈的夙願，竟在闊別後實現。十數年後的深秋，踏著鮮豔的紅葉，我在半個日本，居然把四十七士的地點巡遊一過。

　　在日本追尋"四十七士"的軌跡，這事對於一個中國人，有一點像是闌入又似昇華的、說不清的滋味。

　　（一）赤穗城

　　赤穗城，在日本星羅棋佈的"城"中，只算是一個小城。不只是面積，它比不了許多城那麼形勢險峻，或者座落形勝之地。只有心靜下來仔細參觀，才明白這裡的平緩海灘，給了赤穗以制鹽之利。這是一個理財有術的小國，雖然小，卻有獨特的富裕。

　　從火車剛剛下來，視野裡一下就充滿了四十七士的廣告、宣傳畫、和各式商品的招牌。我莫名地興奮起來。

　　一個本地的小學女教師領我們參觀。

　　她領我們不是直奔城堡，而是先去了兩座廟：永應寺和花嶽寺。那裡有大石內藏助的親筆遺墨：他把一口鑄鐘獻呈給這座寺廟，處理後事另有雄圖的語氣含而不露。那裡有某書家給堀部安兵衛的別詩："結髮為奇士，前金那足言。離別情無盡，膽心一劍存"。一株忠義櫻，一棵不忠柳，還有一柄據說大石內藏助用它最後結果了仇敵性命的、九寸五分長的匕首。

　　他們在離開故里前赴江戶之前，處理了不少物品，安排了許多後事。故鄉人當時懵懂不知，現在感激涕零，到處都展示著誇張而自豪的遺物。

　　然後又去了大石神社。如一通經幢的方石碑上，刻著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伯爵的手跡，行草瀟灑，抄寫著明治天皇褒賞四十七士的辭令。不用說，對赤穗義士的特意頒詔，是取代了幕府的明治新朝，對國蒙屈辱、人有遺恨的赤穗士民的籠絡。但它的措詞，卻是對四十七士行為的最官方解釋：

　　……固執主從之義，復仇死於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奮興起

　　（《忠臣藏》P. 211，松島榮一著，岩波新書，1961年）

　　四十七士事蹟的梗概，大致是這樣的：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遠）的大名（領主）淺野內匠頭長矩，在他輪值江戶城的招待官役的時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節的儀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駐地江戶城內松之廊下，與一名老年權臣吉良上野義央發生衝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淺野在盛怒之下，拔刀傷了吉良。這就是嚴重違紀的"江戶城刃傷事件"。

　　此事震怒了當時將軍德川綱吉。他不容寬恕，命令淺野即日切腹、並罰淺野家從茲"斷絕"。這就是說：赤穗藩的名號封地一律撤銷、赤穗城向幕府開門繳城、大名淺野家削為布衣。做為藩士的三百餘名赤穗武士，隨之失去俸祿和地位，淪為"浪人"。

　　淺野欲辯無辭，時不他待，當日便急急剖腹自決了。

　　消息傳到赤穗藩。

　　震驚的赤穗藩士們，無法接受突兀的禍從天降。隨著事實的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這一思路，是後日他們決意和行動的注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後來膾炙人口的原因。

　　他們認為：既然在江戶城松之廊下發生的刃傷事件是兩人糾紛導致，那麼按照"喧嘩兩成敗"（各打五十大板）的慣例，應該是吉良和長野兩人均遭處罰。一人逍遙法外、一人即日切腹——這是幕府處理的不公正。而且，這不公正太過份，已經無法容忍。

　　至於招惹主公怒極失態、禁地拔刀、導致刃傷的吉良，他乃是這場巨大災難的禍首、是不可饒恕的仇敵。

　　一場造反開始醞釀。赤穗武士決心以傳統的"仇討"形式，向仇人吉良復仇。並且用這一手段冒犯"法度"，打擊不公正處理刃傷事件的幕府官員。

　　決意變成一個冷靜的計劃。它在策劃、運行、圓滿的過程中，幾乎變成了藝術。已失去藩士名分、變成浪人的他們，恭順地獻出城堡、放棄職俸、四散飄零。沒有一個武士抗議，沒有一件摩擦發生，一個藩國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國主官）大石內藏助良雄的率領下，盟誓立約，決心復仇。經過了一年另八個月的潛伏、忍耐、調達、待機，元祿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個落雪的黎明之前，義士們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鬥中打敗了吉良的侍從（斬殺十六名，傷二十或二十三名），從柴炭屋搜出吉良本人，並處死了他。然後，他們割下吉良的首級，離開一片狼藉的官邸，嚓嚓踏著清晨的積雪，跨過江戶的兩國橋（有未跨此橋說），向埋葬著主公淺野的泉嶽寺，班師回兵。

　　他們從泉嶽寺的水井裡，汲水洗了吉良首級，然後把它祭于屈死的淺野墓前。已經派人向江戶官府自首，這一場討仇報主、洗淨屈辱、維護士道的快舉，至此結束了。以後無非是幕府的裁定、個人的生死，恰恰他們四十七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數月之後下達了：切腹。被關押在四處大名宅邸的武士們，逐一靜靜剖腹，結束了一己人生。他們死後被葬在主公淺野身邊，泉嶽寺，從此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同時，在赤穗，從此以後無藩勝有藩——由於這一事件，赤穗幾乎成了日本最有名的藩國。直至今日，赤穗的唯一光榮就是四十七士；赤穗最有名的產業和文化，也是淺野時代開創的、赤穗藩的海鹽煮造。

　　但是，原來的質疑，並沒有得到答案。"快舉"的背後，"理屈"（道理）不僅沒有捋順，而且日益曖昧不清。

　　四十七士行為依據的"道理"究竟是什麼？

　　忠君？

　　這是最表層的、也是最便利的一個說法。而且這個例子似乎為中國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狹義的闡明。岳飛精忠報國的"忠"，與他們對比已然逸出了範疇，而且與"孝"成為"忠孝"一組。四十七士的概念卻強調：忠經常限定于針對領袖，明治的褒賞令，釋忠為"主僕之義"。

　　中國人和美國人，在複述四十七士故事時，口吻和感覺都很不相同。

　　美國人本尼迪克特所著《菊與刀》，是作者在下列條件下寫成的：目的是為軍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與否的戰略估計、著者從來沒去過日本、只靠對全體被美國拘禁的美籍日本人進行調查獲得資料。

　　她對四十七士的敘述，反復使用了一個日本文化概念"義理"（ぎり、義理），並以之替代所有"忠、義、信、仁、行"等浸透日本精神的中國古典思想。她的這一概念，再從英文回譯成中文時，幾乎又都譯成了"情義"（《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這樣出現了多種簡單化。

　　"義理"就是"忠"和"義"嗎？顯然不是。這種解釋該駁正麼？誰若有意也不妨。只是駁正會很麻煩；就像"義理、情義"，糾纏不清一樣。

　　而中國人，面對這個義士挺身的故事——

　　陳腐的封建思想！精英們隨手就是一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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