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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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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阿拉伯赤軍事件，是一次襲擊更是一聲呼喊。哪怕嘶啞難聽，那一次，巴勒斯坦的心聲，是用日語喊出的。世界雖然嚇得一陣哆嗦皺起眉毛，但世界已經不能假裝沒聽見。無數人因為它理解了巴勒斯坦問題，包括穆斯林，包括中國人。它既然由世界另一角的日本人做出，也就成了世界對巴勒斯坦問題認識的、一個深刻的注解。 同樣，固執地要寫這一節的我，也是為著這一點拿起了筆。巴勒斯坦問題並非是人們在電視控制的時代，晚飯時瞟上一眼的佐餐談資；更不是不覺間被誰灌輸的、落後的阿拉伯人的又一條壞消息。巴勒斯坦問題是世界上紛爭的最主要起源；是世界硝煙滾滾的主要原因。一些勇敢的日本青年在70年代之初、企圖投身解決的這一頑疾固症，今天已經擴散到全世界，成了不治的癌。 抗議日益右翼化的日本，也是赤軍重提的原因。 二十世紀的革命，是對50年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對500年的世界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顛覆。同時，迎對著日本國家的奴役鄰人淩駕亞細亞的百五十年險惡歷史，唯有"阿拉伯赤軍"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脫亞入歐"的殖民主義道路。 顧名思義，阿拉伯赤軍是投向阿拉伯、也就是投向亞洲母親懷抱的一群日本兒女。 1972年，重信房子在貝魯特接受李香蘭採訪時，曾說及一個"日本人不會為別國人去死"的舊意識。 狹隘的民族意識，在一刹那被打碎了。那些年輕人，他們以年輕的生命，從阿拉伯換來了傳奇、榮譽和貴重的好感，回贈給自己的日本民族。我想，日本可以拒絕這一回贈，可以用法律的名目否定他們；但日本必須正視——"阿拉伯赤軍"代表的、"歸亞"的方向。 在這個意義上，鍥而不捨否定革命的工程，是註定徒勞的。因為控制、壓榨、不公和不平、人追求真理的天性，這一切都會推動思考，使人們重新尊重、甚至重新選擇革命。阿拉伯赤軍以一種日本方式證實了這一可能，其懾人的力量，遠非侏儒與黨棍能否定。 ——回顧他們的實踐和勇氣，我只覺得羞愧無地。在他們的影子下，我唯覺自己的渺小。獨自看那個電影的夜裡，強烈的衝動撞擊著胸膛。在標榜革命和共產主義的中國，不能無人傳達他們的訊息。 責無旁貸，這是我的責任。他們能不怕粉身碎骨，我也不怕老鼠大軍。我不願——連"愛"這個字都不敢說出。我要一吐為快，歌頌瞬間的光榮。我總算寫出了這一篇。這是招致圍剿、毀名丟利的一篇，但這更是我的文學年表上重要的一篇。 我早就分擔了罪惡感的齒咬。在那太激烈、太龐雜、太短暫的歷史中，輝煌和陰暗、罪過和功績，糾纏得難解難分。一切都屬他們，一切也都屬我們。 "阿拉伯赤軍"——他們不過用犯規的嗓子喊出了真相、用極端的手段強調了公正。他們衣衫上滿濺的血污，使人忽視了他們捍衛和平的初衷。挺立在一浪浪推來、企圖把革命誣衊為一種惡魔瘋狂的、四十年不休不止的帝國主義宣傳之前，它提供了一個真誠的例子。它告訴了人們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犧牲、路的狹窄、情感的沉重、種種的不得已。 從樺美智子死亡到重信房子被捕，在厚厚的日本左翼史的案卷中，我想，能忍受住苛刻的歷史審視、能俯瞰侏儒的世論、能使追求正義的人敬服、並成為他人生參照的，或許只有"阿拉伯赤軍"這一頁。 這一頁平衡了厚厚的一本。 （六） 那麼，對思想貧窮的我們來說，還有什麼遺產可言呢？ 不盡的悲劇一直在說：激進的革命思潮，只能導致非合法、暴力、炸彈，它是一條無望的絕路。所以，抗議和反體制的傾向，是不可取的。 時至如今，已經沒有誰再為革命辨護。已經很久沒有清新的詞匯誕生，刷新這貧乏的話語了。 何況——整個問題還有另外一面。 魯迅講過這種微妙的心理和思路：革命的夥伴派他去暗殺，他不習慣，也不願意。結果，沒有去就回來了。 一個選擇的黑影，悄然但嚴峻地隱現在前。雖然形形色色的行人過客，終其一生，都未曾與這樣的大命題相遇。 魯迅說的是最深的心底話。他最初曾把這種心情向增田涉透露，後來又對許廣平講過：他不喜歡刺殺之類的手段。雖然他一生都為反叛和異端辨護，但他坦白：他不喜歡那樣的方式。 究竟是否存在——以"和平"為手段執行的"正義"呢？和平主義的、非暴力和拒絕流血的道路，它存在麼？究竟為什麼，和平與正義這對孿生的姐妹，卻像是相悖的分歧？ 在這樣的思路上苦苦尋索，就會與另一些日本人相遇：比如記者本多勝一，比如影星李香蘭。 1. 對中國人來說，或許更雄辯的是李香蘭。 被想像成嗲聲唱著靡靡之音的、滿州國電影明星李香蘭，怎能和極左派恐怖分子岡本公三、還有重信房子扯到一起呢？ 誰敢相信：正是李香蘭，曾經首先推動了日本的良知，在七十年代率先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 李香蘭（她的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在那個時代擔任電視主持人。幾乎與日本的阿拉伯赤軍同時，她意識到巴勒斯坦問題的嚴重，並進行了對巴勒斯坦的採訪。歸國後，寫了一本《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最近，她又在自傳《生於李香蘭》中，再次為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甚至為"阿拉伯赤軍"表示同情和辨護。（《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1974年，產經新聞社，《生於李香蘭》、2004年12月，日本經濟新聞社） 讀著這兩本書，心頭的感動是異樣的。感覺居然和讀著赤軍的史料一樣。這昔日大紅大紫的明星，用娓娓的女性語氣，毫不遲疑地呼應了——站在被殺戮者的一側、推動世界公正的觀點。 《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扉頁上，印著一幀她抱著一個嬰兒的照片。照片說明寫的是： "阿拉伯遊擊隊的特拉維夫機場襲擊事件後訪問貝魯特難民營。一個女人塞給我這個嬰兒說：這個孩子送給你了，盼你把他培養成岡本公三一樣的勇士！" 後來，她又在自傳《生於李香蘭》的開頭，更詳細地寫到這件事。 在貝魯特的難民營裡，一個老太婆抱著一個男嬰走向她，嘴裡不停地講著聽不懂的阿拉伯語。翻譯遲疑地用英語轉譯著，好不容易才弄懂，原來那阿拉伯老太婆是在說： "這個孩子送給你。帶到日本，讓他受到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經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能讓這孩子戰勝以色列，踏上祖國的土地……" （《李香蘭を生きて》P. 11） 那一次，巴解人民陣線的發言人、詩人卡納法尼特別給她留下了親切的印象。卡納法尼甚至給她起了一個阿拉伯語的名字：加米拉（Jamila），這個詞的意思是"美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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