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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第四章 赤軍的女兒 　　那是在九十年代最初，或者是1991年？PKO，PKO，反正那時候，日本正要通過向海外派兵的法案—— 　　我到一個大學去。 　　進了校門，看見大群的學生，戴著口罩和安全帽，手持木棒小跑著，跺著腳組成一個圓陣，齊聲地喊著口號。兩面旗幟在他們簇擁之中，一面寫著"憲法保衛"，另一面寫著"安保粉碎"。 　　我和一個學生攀談起來。於是知道，他們是為了反對向海外派兵、反對日本政府復活軍國主義，去進行示威遊行。 　　他問我的態度。 　　我心裡一陣激動。我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不單支持你們，我真想和你們一塊去！……" 　　今天去哪兒？那學生突然低聲： 　　"去防衛廳！今天，打算和他們直接幹！……" 　　——聽見這個"幹"字時，我心中一動。仿佛一種緊張與同夥的悸動，從心頭掠過。 　　時間到了。不是他們出發的時間，是我和教授們約會的時間到了。我戀戀不捨，離開他們，朝樓裡走去。 　　我捉摸著自己的腳步。那一刻的感覺實在古怪。似乎我在逃跑；把自己的戰線，推給了這些日本的年輕人。 　　（五） 　　二十三年前，1971年2月28日、被同伴選為赤軍派中央委員的女大學生重信房子，從羽田乘飛機前往貝魯特，朋友和家人到機場為她送行。 　　當時已變身為遊擊隊的左派學生理論，是"世界革命同時論"。毛澤東早期的井岡山、西班牙內戰時的國際縱隊，都給他們方向的指引。苦於沒有根據地的他們，甚至向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派遣聯絡員，想直接與共產黨國家結盟。派往古巴的代表已經出發，只是沒能見到卡斯特羅。 　　巴勒斯坦，這個響亮的名字和70年代世界正義的指針，給迷茫的他們指出了一條路。 　　重信房子懷著一個朦朧的目標，踏上了她的人生狹路。 　　她和京都大學工科學生奧平剛士做了結婚登記。這樣她就能用寫著夫姓奧平的護照出國。此時奧平剛士已先她一步，踏上了中東的土地。 　　他們投奔的，是以貝魯特為據點活動的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PFLP）。 　　當日本國內發生了殘殺戰友事件時，他們受到了極大刺激。在重信房子的回憶錄，以及岡本公三審訊記錄中，都記載了他們憤怒地向國內赤軍派宣佈"訣別"、決心"率直地改正錯誤"、在巴勒斯坦走出一條新路的心情。 　　必須強調：這個起點，乃是阿拉伯赤軍的本質。 　　這一訣別的意義在當時或許還不清晰，但唯因這一次分道揚鑣，使他們的行為和命運脫離了日本國內的是非，而與巴勒斯坦的解放系在了一起。 　　他們以此一步，贏得了一席有爭議的歷史地位。無疑爭議會繼續很久，但隨著媒體帝國主義謊言體系的破敗、和人類良知的起義爆發，日本的這一支阿拉伯赤軍，將會贏得歷史的尊敬。 　　這是後話。 　　當時，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組織，被以色列趕出了巴勒斯坦。他們為了生存和祖國，在黎巴嫩的難民營堅持武裝鬥爭——這就是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抵抗運動被"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稱為恐怖主義、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鬥爭"的時代。 　　在那個時刻，日本學生萬里來投，一支象徵性的"阿拉伯赤軍"，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懷抱裡誕生了。 　　這件事意味著什麼？其中的意義何在？ 　　結論已經在很久之前、還將在很久之後出現。 　　從1972年冬天開始，日本國內開始流傳重信房子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給戰鬥的你——-自阿拉伯的邀請信》： 　　"世界的鬥爭，已經徐徐化為一體。只要你拿著一張單程票走出來，那麼我們就會在歐洲、美洲、或者亞洲相遇。不管在哪裡，朋友的天線，會發現陌生的你為了鬥爭，正漸漸地靠近我們。依仗戰鬥世界夥伴們的世界聯繫，在你出國後一個月左右，阿拉伯赤軍會知道你的存在。 　　來吧，只手提著行裝，走向未知的城鎮，和我們一起開始戰鬥吧！在你一邊勞動一面學習革命、等待機會的期間，夥伴們會送去戰鬥的邀請。大概在一年裡，奔向哪兒都很簡單，無錢旅行，會檢驗你的革命…… 　　沒錢就沒法子在國外住——這是帝國主義心懷鬼胎的造謠。只要單程票和些許費用就足夠了。……有亞洲人，也有歐洲和非洲人，就像從東京到大阪、從大阪到其它城市一樣，世界在展開著胸懷。 　　事情原本是簡單的。 　　等著你的到達，為了握手——" 　　1972年5月30日，日本刀從左邊出鞘了。 　　三名日本的"阿拉伯赤軍"，從羅馬機場登上法航客機，抵達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裡達國際機場。晚十點左右，他們出示了疫苗注射證明書，辦好了入國手續，走進了候機大廳。三個人進入廁所，把偽造的護照撕毀並用水沖掉。然後回到大廳，從寄存行李中取出了衝鋒槍和手榴彈。震驚世界的裡達國際機場襲擊開始了。在激烈的槍戰中，一共死傷達98人之多，其中死亡26人，機場一片血光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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