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張承志 > 敬重與惜別 | 上頁 下頁 | |
| 十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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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應該為鄭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統自豪。他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鄭成功的壯舉。田川福松也好、國姓爺也好、鄭成功乃是為東亞、為東海、為一個古老傳統收復了臺灣。這個傳統，不願被白種殖民主義所覆蓋，不願被洋人的價值所否決。鄭成功完成的、驅逐殖民者收復臺灣島的意義，要在更寬廣的視野和更大的時代來臨後，才能總結。 據說，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駛近臺灣島時，船員驚呼："Ilha Formosa"，這短語的大意為"美麗島"。於是"福摩薩"（Formosa）一詞便被殖民主義政客和西方知識分子印上地圖，掛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過多少個世紀。 荷蘭人在臺灣呆了多久呢？ 其實，臺灣的所謂荷蘭統治時代，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了臺灣南部的1624年算起，到他們於1662年在鄭成功軍前投降，僅有37年時間。 這片海洋的一側，是茫茫中國大陸。隔海與世界往來的日本列島，每以長崎為門戶，與中國貿易交際。弄潮兒們駕著唐帆倭船，兩邊疏通有無。長崎的平戶，浙江的明州，都是他們的錨地。 如鄭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樣，從長崎到臺灣，甚至還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島、南至菲律賓的一道海域，看作一個單元。這就是東海。海中散佈的島嶼和半島：朝鮮、九州、琉球、臺灣，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順、釜山、泉州、上海，天生處於微妙的政治地理環境之中。 分析長崎與上述東海的分離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雖然日本人對這種海域劃分會感到突兀；在習慣的思路中，長崎不是對中國、而主要是對歐洲的門戶。 日本人未必同意：在不動聲色之間，長崎和東海的傳統，發生過一次腐蝕和轉向。那以後，長崎不像是東海大家族的一個碼頭，而更像一個白種歐洲的思想、金融、謀略的據點。 同樣，中國人也未必接受——倭寇的撲岸，不過是"海內"的騷擾；隨著倭寇的退潮，真正的滅頂之災，才步步臨近了。 鄭成功遠去臺灣之後，長崎與中國的關係褪色了。 雖然，長崎還有一條四門俱全的中華街，但街上往來的卻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著烏黑的"鐵炮"；港口附近的（荷）蘭學塾和洋病院，出入著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東南山手，歐式別墅在綠蔭中隱現。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談合，都在洋館的咖啡桌上進行。王直和鄭成功都一去不返，長崎正走向它"入歐"的時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淒慘 主啊 海為何卻依然碧綠 ——遠藤周作 長崎在1571年作為自由港，正式對東西兩洋開港。除了自中國而來的傳統唐船之外，西洋來船主要發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間、進行征服殖民地和傳播天主教的瘋狂競爭的時代，葡萄牙人以傳教為名在東海的出沒，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終於，德川幕府堅決踏上了鎮壓天主教的血污道路，並在1639年採擇了鎖國政策。這段歷史，通常被看做日本的黑暗時代。幕府因這段時期的做為，滿臉塗了專制的顏色。 但當時的全球大勢，還要十倍地複雜。 幕府的武士聞所未聞——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觀念中，基督徒不僅有權佔領異教徒的國土，而且不從洋教的諸國，主權盡歸教皇。武士們不能想像：根據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權攻佔穆斯林首都格拉納達的次年、即1493年以條約制定並於1529年補充過的"教皇子午線"，日後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經被教皇賞賜給西班牙；而後來所謂的亞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內，都已在夢中被劃給一個匪夷所思的"葡萄牙" 了！ 按照修訂的教皇子午線，印度尼西亞的馬魯加島以東的經線，乃是葡西邊界。在此線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國（當然包括澳門）、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陸西岸構築的據點是果阿）、摩加迪沙（達·伽馬"發現"印度時，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卻炮轟摩加迪沙）——並無例外，都已在理論上歸了葡萄牙。 只不過，還需葡國一個個佔領，方能做到名副其實。 這就是葡萄牙船出沒長崎的大背景。 西班牙傳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途經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陸日本鹿児島的時間，是1549年8月15日。抵達後，他為獲得傳教許可，和一個已經粗知日語的修士、一個傳奇的日本教徒彌次郎（yajiro或anjiro）一起，離鹿児島，上京遊說。同年11月，山口境內的布教活動開始。 1579年，長崎島原半島的大名（領主）有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糧食援助，在諸侯爭戰中占了上風。有馬因而歸信天主教，成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後，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國公演過的電影《吟公主》，故事中就有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個天主教的信仰滲透進入日本的武士階級、並與執掌國權的豐臣秀吉發生衝突的故事。 1584年，島津氏也採取優遇基督教的政策。1587年豐臣秀吉進攻島津，以基督徒輕視神佛、買賣人身為由，決意禁止和驅逐基督教。但豐臣秀吉雖然厭惡洋人的傳教，卻又喜歡與西歐的貿易，因為其中的利潤和物資是誘人的。 以後，隨著出兵朝鮮、秀吉病沒、還有關原之戰，戰爭要求巨額的費用。接納洋人的大名靠著貿易利潤，維持了藩國的經營。 關原之戰以後，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臺。他和豐臣秀吉一樣：希望貿易，但討厭傳教。為了改善經濟和鄰國關係，他實行過一種"朱印船"的憑證通商制度，對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馬晴信是一個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門曾與葡萄牙人衝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殺害。作為報復，次年葡船"上帝之母號"來到長崎，有馬聯合了長崎官員，把這艘船擊沉海底。 "不傳教的荷蘭船"，應召般出現了。 緊接著，另一個新教國英吉利也趁機擠入，在長崎的平戸叩關求商。1611年，西班牙使節在日本測量諸港，被歐洲同胞威廉·亞當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測量各港，以後準備派兵"。 荷英與西葡的矛盾，給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證貿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傳入的選擇餘地。 德川政府決心與西葡二國一刀兩斷，實行禁教。雖然被對外貿易的巨額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認為隨洋船舶來的基督教思想，與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堅決而殘酷的禁教開始了。 1612年基督教禁止令頒佈，傳教士悉數被逐。繼續傳教者被投入監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馬晴信被命令自決。1615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與茶道宗師千利休之女、電影觀眾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愛情故事——以及外國教士、日本修女約三百人，被驅逐到馬尼拉。在京都六條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兒童處以火刑。據說，女信徒緊抱孩子直至燒焦，不肯棄教。 1622年，最著名的一次鎮壓發生。在長崎西阪，天主教傳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綁上了十字架，于火刑之後斬首，史稱"元和大殉教"。這些殉教者後日被梵蒂岡追封為聖徒。由於被處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別墅城奎納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裡，也裝飾著西阪殉教主題的壁畫。 但歐洲還是不斷派來教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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